我与汗漫

　　汗漫是土生土长的南阳作家，有30多年的时光都在故乡度过。

　　我与汗漫相识，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在午后梅溪路上的小书店里，抑或在黄昏白河边的啤酒摊上，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是南阳城最安静的年代，白河水很清，梅溪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阔大的树叶落得很慢，日子也像一首未写完的诗，清新又兴奋。那时，文学气氛很浓，文学青年大都像中学生的样子，肩挎一个包，手里时常拿着一本书或几张报纸，等着与文友们见面交流。

　　汗漫原名余向东，唐河人，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还很年轻，意气风发，眼睛明亮，走路微扬着头，好像总在望着天空。我们同龄，又同一师门，他是师兄，加上文学这条纽带，就算是真心兄弟了。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他并不熟络——他后来在高校任职，是那种自带距离感的人，衣着整洁，仪态尚美，说话没有闲言狂语，但富有情趣。兴奋时也哈哈大笑，浓发和皓齿是他个性化的标识。

　　真正让我们走近的，是我的两次邀约——两次关于“序”的邀约。

　　1999年的春天，我准备出一个小册子诗集，想请汗漫写个序，他拒绝了。我自然很不愿意，很长时间不与他联系，把他看成了一个冷漠傲慢的家伙。又过了几年，2003年春天，我出第一部散文集《望乡》，又邀他写序，这次，他答应了。在序中，他“有点忏悔”地写下了这段话：“因为婉拒了为他作序，水兵很生气。这次出书，水兵打电话来，让我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读到此处，我笑了。多年后回想，汗漫的拒绝其实是一种谦逊与清醒——他不愿以“名家”自居，不愿在文学的场域里过早扮演提携后进的角色，他也是个生长者，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写作者。这种清醒，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印证。

　　我是他的文学铁杆粉丝。无论他的诗歌、散文、随笔，我统统喜欢，甚至有点偏爱和崇拜。

　　汗漫早期以诗歌创作为主，诗集《片段的春天》曾获《星星》1998年度诗歌奖，2000年后转向散文写作。他说：“我的写作始于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生的延展，感到日常经验无法完全在分行写作中保存下来——诗歌是一种减法的、浓缩性的写作，会过滤掉许多芜杂的元素；而散文可以借助于‘芜杂’，还原生活的繁复与广阔。”但他坚持用诗歌的标准对待散文写作：“力求精准、唯一，以崭新的发现和表达为古老的汉语复魅，力避肤浅、虚伪和平庸。”

　　他的作品文体意识强，辨识率高，语言先锋，那种描述里时空的转换、思想的独特、现代物语与传统文化的相互渗透、无缝衔接，细密具象的现场感，新奇又新鲜。像他《漫游的灯盏》中的“词典”写作，每次读都让我激动、兴奋，有跃跃欲试的表达冲动。

　　“人民文学奖”授奖词评价汗漫散文：汗漫的散文自省而富于诗性，智慧地分析人在当下生活中的复杂经验和精神境遇。以空灵的笔调，让暧昧、纠结、疼痛与黑暗，都指向文学的可能性，庸常的日常生活图景中，涌动着语言的诗性与智性。

　　汗漫主张打破文体边界，是很早尝试跨文体写作的实践者。其散文常植入诗歌意象与哲学思辨，形成“诗化散文”特质。《同里记》《洞头记》《湖口记》中，有些段落以破折号起头，每段不超过三行，凝练而美观，是诗歌融入散文的变形排列。

　　琦君散文奖2018年度给他的授奖词这样写道：“汗漫是新世纪以来涌现出的散文文体变革者之一。诗人身份的保持，使他在散文写作中继续反对平庸和遮蔽，追求卓越和独到，视野宏阔，行文简劲，语言呈现出异常的密度、速度和力度。”雨花文学奖2019——2020双年奖的授奖词则说：“作者的文风正如其笔名‘汗漫’所赋予的含义一样，开阔、浩大、自由，以文字带领读者完成纸上的冒险和精神上的远游，以独具匠心的诗性书写，为当下中国散文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

　　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称赞汗漫为散文新文体写作的探索者，在新散文的创新写作上功不可没。张锐锋、周晓枫、庞培、黑陶、汗漫等人为文学散文的观念变革进行了“卓绝、孤独的探索”。

　　汗漫的散文是真情而又孤高的，语言看似平常，实则锋利，它汲取了古汉语的精华，又能活学活用，我佩服极了。有了这样的心理向往和感情基础，交往自然就清澈简单多了，说话也毫无遮拦。他出版的各种集子，送我时他都工整地写上：“请水兵兄赐教！请水兵兄雅正！”之类的文雅谦语，让我觉得不好意思。

　　他的低调是骨子里的。每次回乡，总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如在家停留，也必定去图书馆、博物馆，到河边散步，甚至一个人像古人一样，闲游白河，寻访丰山。在汗漫心里，他只是一介文人，一个诗人、散文家。这是洞悉人世后的境界，是埋在骨子里的君子之风。这一点，在时风下，尤为可贵。

　　2020年疫情期间，他被困在家里，好长时间不声不响，连信息也与大家隔绝，闭门读书写作。后来统计，写了几万字的感悟和作品。《黄山遗址记》《与谁同坐》《草木之人》《既见君子》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构思谋划。

　　《与谁同坐》后来成为他的一部重要散文集，塑造了徐玉诺、董作宾、刘半农、许地山、张元济、吴昌硕、朱生豪、蔡楚生、陈从周、成公亮10位先生的群像。他将小说、书信、随笔等多种文体手法引入散文文本创新，让历史与当下形成共生与对话关系。《既见君子》中，他写董作宾——“想到中原最南端故乡的景象，那一条白河在独山下也弯曲出巨大弓形，把南阳盆地里的才子与传奇，箭一样射向远方。”那是他写给故乡南阳的一封长信，也是写给所有离乡者的精神慰藉。

　　汗漫的创作，只在纯粹的文学和人性里。他很聪明，也很智慧，所以，他是自由洒脱的。

　　“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汗漫曾在文章中引用布罗茨基的这句话，然后写道：“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于南阳盆地，小于张衡、范晔、庾信、岑参等前贤中的任何一个，也小于白杨、高粱、红玉米、炊烟、朝霞等景象里的任何一种。但，我是那些前贤与景象的总和，面对世界的勇气和力量，就丰沛无穷。”

　　这是怎样的一种谦卑与骄傲——谦卑于自己小于故乡的草木与前贤，骄傲于自己是这一切的总和。一个纸上的故乡，永远不会枯萎、凋敝、弃他而去。

　　汗漫还说：“故乡就是故去的家乡，是一系列旧时光、旧事物、旧人物的组合。”中年后他移居上海，1000多公里的空间距离，反而有助于他更清晰地理解南阳，“类似于观察一幅油画，适度拉开距离，那纷乱的笔触和色斑，顿然形成秩序、呈现意义”。

　　2024年5月，他的散文集《纸上还乡》出版。以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故乡南阳盆地为对象，展开个人化记忆和表达，努力超越具体地域的藩篱和边界。我以市作协的名义，邀请他回南阳开研讨会，邀请了本土几乎所有的南阳名家参会。他说：“我把《纸上还乡》，作为一首抒情诗、一卷水墨画、一支叙事曲，献给南阳，也献给每个阅读者的故乡。异乡人，未来的人，愿你在我的字里行间，看见并唤醒自己的那一个故乡。”

　　他还说：“世界上最动人心弦的灯火在故乡。”他在《光明日报》上发文“以南阳为起点”，为南阳画像，为故乡歌唱。

　　到异乡上海后，他漫游上海周边和南方，创作了描摹南方的《南方云集》《在南方》，又专为上海定制了《上海记》，他乡与故乡，不过是时空转换，都是可书、可忆、可感的。

　　我与汗漫，从最初被他拒绝的“生气”，到后来成为知心朋友、兄弟，这条路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文友同道的情谊。

　　这就是汗漫。干净、清澈、有分寸、有情趣。他用一支笔作为还乡的栈桥，在纸上跨过千山万水。而我作为他的读者，是在每一本新书到来时，认真读，认真写下体悟和感觉。心想有一天，我也写出有质地有分量的大作呈送在他面前，扉页上也恭恭敬敬地写上一行——

　　“请汗漫兄赐教！请汗漫兄雅正！”

　　（汗漫，原名余向东，南阳唐河人，其创作融合诗歌意象与散文叙事，形成独特的“大地漫游式写作”风格。曾获人民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琦君散文奖、雨花文学奖、扬子江诗学奖等文学奖项。）

汗漫作品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