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不语，自有回响

——读史恒臣《大地记忆》

魏新征

　　有些书，翻几页就放下了；有些书，翻几页就放不下。史恒臣的《大地记忆》属于后者。

　　它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流量噱头，写的多是年灯、手表、年集、露天电影、有线广播、老街旧梦、四娘六舅、老师同学、麦秸垛和社红公路。乍一看，都是“旧事”；细读下去，却是一代人的“来路”。一本散文集，为什么能让人读后心里发烫？答案不在书斋里，而在大地上。

　　一、大地是最深的课堂：创作要“向下扎根”

　　《大地记忆》最打动人的，不是辞藻，而是“在场”。

　　作者写年灯，不是泛泛说“年味”，而是写父亲买回纸灯笼，写自己脱掉鞋子爬上三层楼高的枣树挂天灯，写用农药瓶“锯”底做灯罩，写母亲用红薯面做灯盏儿，门墩儿、面缸、灶台、墙角都放上一盏。这些细节，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编不出来；没有对乡土深情的人，写不真切。

　　写露天电影，他写放映灯泡“啪”地闪了，放映员心疼“一个灯泡九块哩”；写“跑片”，两个地方同放一部电影，骑车子来回拿片子；写邻居五叔边看电影边剥花生喂孙子，花生塞进孩子气管，连夜送县医院开刀。写有线广播，他写民办老师用铁茶瓶盖自制广播，写队长二歪听广播发牢骚，写贫协主席乔九把寒流归罪于“苏修放冷气”。这些段落让人笑，也让人酸。为什么？因为真实。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缺的恰恰是这种“真实”。有的悬浮于生活之上，靠概念堆砌；有的沉迷于“人设”，离烟火气很远；有的把“小人物”写成标签，把“大时代”写成背景板。结果呢？读者不买账，观众不共情。说到底，文艺创作不是“云端舞蹈”，而是“泥土里长庄稼”。你离大地有多近，作品就有多厚。

　　《大地记忆》里有一篇《一棵石榴树》。树被锯短、移栽，遇上“倒春寒”，看似不行了，母亲却说：“现在发的芽条，说不准是老根剩余的养料供出的，树要活稳，非得生出新根，扎入土里才行。”这句话，说的是树，也是创作。文艺要活稳，不能靠老根剩下的养料，得生出新根，扎进新时代的泥土里。

　　这启示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创作方法。脚上沾有多少泥土，笔下就有多少真情。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金句”，抵不过田埂上听到的一句家常话。

　　二、人民是最真的主角：让平凡人站上“C位”

　　《大地记忆》写了很多“小人物”：四娘、六舅、郭老师、党老师、父亲的学生、孟祥、二歪、梅兰儿、老福僧、季章叔……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构成了一部鲜活的“民间史”。

　　写四娘，写她八岁逃荒被五斤红薯干买去当童养媳，写她蒸馍被冤枉、擀面被挑剔，写她悄悄给侄儿二十块钱，写她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洗热水澡、第一次睡席梦思。最后写她八十五岁辞世，坟旁一棵柏树“树干还是很细，但也撑一片绿荫”。读到这里，很难不落泪。为什么？因为作者没有把四娘写成“苦难符号”，而是写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恩情、有尊严的人。

　　写父亲的学生，写F君“我是班长，带头遵守，一顿只吃一个小馍”，写Z君四十多年后终于坦白偷吃面渣头儿，写L君自嘲“干一辈子弄了个‘者’”。父亲最后说：“教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有作为。但最要紧的，还是巴望着你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有人情味的人。”这句话，朴素，却有千钧之力。

　　文艺创作要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答案不在文件里，在人物里。你把平凡人当主角，作品就有了人民性；你把普通人写活了，时代就有了表情。反观一些作品，配角不少，“活人”不多；声量不小，回声不大。问题不在技巧，在立场：是把群众当“素材”，还是当“主角”？是“替民代言”，还是“让民说话”？

　　《大地记忆》的可贵，在于作者始终平视笔下人物。他不居高临下，不刻意拔高，也不消费苦难。他写他们的坚韧，也写他们的局限；写他们的善良，也写他们的狡黠。这种“平视”，恰恰是人民性最真实的样子。

　　这启示我们：文艺创作要少一些“精英视角”，多一些“百姓视角”；少一些“概念先入”，多一些“人物先行”。把小事写透，就是大时代；把凡人写活，就是大历史。

　　三、细节是最硬的功夫：用真实击穿“悬浮”

　　《大地记忆》里有一篇《真的当了编辑》，作者说编辑是“刀斧手”，“削足适履”是拿手好戏；又说校对“特别奇怪”，看三四遍认为没错，报纸一出来读者还能找出错误。他还说，写作态度要好，“立意不新、表述啰嗦、语言无味、字迹潦草的稿件，除非迫不得已，根本不会采用”。这些话，既是编辑经验，也是创作箴言。

　　杜红升在序二里说，恒臣兄“热爱文字，却是惜字如金的人”，“不给人间增加文字垃圾，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这句话，值得所有写作者警醒。当下文艺创作，产量不低，精品不多；流量不小，留量不大。原因之一，就是“文字垃圾”太多：有的靠华丽辞藻掩盖思想贫乏，有的靠情绪煽动代替真实表达，有的靠复制粘贴完成“批量生产”。这样的作品，热闹一阵，很快归零。

　　《大地记忆》走的是另一条路：用细节说话，用事实说话，用真情说话。写手表，他写会计用钢笔画手表，写同学用胶皮铁丝把表带系在手腕上过瘾，写父亲托人买“钟山牌”手表，自己戴上像“大镯子”。写商品粮，他写粮票背面“本票系无价证券，严禁买卖、伪造和涂改，遗失不补”，写五叔临终前“就是想再看看白馍”。写开门头件事，他写老魏用“白河桥”烟纸写条子买煤，字“如火柴棒拼凑，横七竖八，且一律向左歪”，却“管用”。这些细节，比任何宏大议论都有力量。

　　创新创造，同样需要这种“细节功夫”。现在讲创新，容易讲成“大词”：颠覆、重构、跨界、生态。但真正的创新，往往始于一个具体问题、一个真实需求、一个微小改进。书中写《习惯》：厂里拉一道短墙，职工不方便，墙被推倒、被掏豁口，最后老姜不是硬堵，而是先留便门、再定时关闭、最后才堵死，大家慢慢习惯走正门。老百姓评价老姜“能吃透国情厂情”。这就是治理创新：不是一上来就“顶格处理”，而是从实际出发，给群众一个适应过程。

　　这启示我们：文艺创作要拒绝“悬浮”，创新创造要拒绝“空转”。真实，是最硬的功夫；细节，是最强的说服力。

　　四、记忆是最暖的灯火：让文脉照见未来

　　《大地记忆》写故交新雨，写周同宾、孙幼才、痖弦、春雷，写师生情、同乡情、文友情。周同宾对他说，作文“秘诀”是“多读书，多思考，多习作，多修改”，文章要“做到不能改动一个字才行”。孙幼才在病床上还叮嘱他“千万不能停步”。这些文字，不只是怀念，更是文脉的传递。

　　文化传承，不是把旧东西供起来，而是让它在新人身上活起来。书中写郭老师教数学，自己先当“旁听生”，搬小板凳坐在教室门口听柴老师讲课；写党老师讲历史，把中国史和世界史打通，几乎每年高考“猜”中大题；写父亲史清波终生从教，学生几十年后还记得他说的“凭良心干活，靠本事吃饭”。这些老师，没有惊天动地的头衔，却把“人”字写进了学生心里。这就是文脉。

　　当下文艺创作，也要处理好“老根”与“新枝”的关系。一方面，不能数典忘祖，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不能食古不化，拒绝新的表达、新的技术、新的审美。书中写“丹霞悟道”，讲天然祖师烧木佛取暖，讲“千里去烧香，不如回家拜爹娘”；写“八里沟探源”，写水“柔弱秀美和坚韧顽强”；写“白河漂流”，船主说遇到大浪“最好的办法是‘迎着风浪上’”。这些古老智慧，放在今天依然管用。

　　创新创造，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老根发新枝”。没有根，新枝长不大；没有新枝，老根也会枯萎。对文艺创作而言，守正，就是守住人民立场、真实原则、文化根脉；创新，就是更新表达、拓展题材、改进传播。二者不是对立，而是共生。

　　这启示我们：记忆不是怀旧的滤镜，而是前行的坐标。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更清醒地知道往哪里去。

　　五、余论：把根扎进大地，把心交给人民

　　《大地记忆》不是一本“流量书”，而是一本“留得下”的书。它告诉我们：大地不语，却把答案写进人心；记忆无声，却为未来点灯。

　　对读者而言，这本书是一剂“清醒药”：在快节奏时代，慢下来记录，沉下来生活，在平凡岗位上守住本分，在变局中像石榴树一样“生出新根”。对文艺创作而言，它是一堂“实践课”：人民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真实不是创作技巧，而是创作伦理；精品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磨出来的。对创新创造而言，它是一条“方法论”：既要敢闯“无人区”，也要守好“根目录”；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踩大地；既要“迎着风浪上”，也要“扎入土里活”。

　　大地从不辜负每一粒种子，时代从不辜负每一个实干者。把根扎进大地，把心交给人民，文艺就有源头活水，创新就有深厚底气，我们就能在属于自己的“大地记忆”里，写下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