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四圣”精神的核心特质

南阳“四圣”精神的核心特质

□南阳大文化研究院课题组

　　精神是一座城市长期历史积淀、人文特质、发展追求凝练而成的核心价值共识，是城市无形的灵魂，在凝聚人心、擦亮城市名片、驱动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021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南阳医圣祠时嘱托，要把仲景精神传播好、弘扬好、继承好。市委书记王智慧在2026年2月26日全市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深入挖掘汉文化、中医药文化、红色文化、“四圣”文化、官德文化等多重价值，做好文化、山水、月季、康养“四篇文章”，不断叫响“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城市品牌。

　　南阳古代历史上一大鲜明特点，就是人才群体集中涌现。中国古代载入史册的“圣人”数量有限，南阳一地便孕育出四位——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这在全国独一无二。历史上对“圣人”的认定标准，主要包含高尚的道德品质、深厚的学术或思想贡献以及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即德行完备之人。研究南阳“四圣”，不能仅仅停留在一地出四位圣贤这一表象，更重在挖掘四人“德、功、言”的独特贡献，弘扬先贤高尚品德，探究精神实质，发掘创新时代价值。

　　核心特质是人格中最根本、最稳定、最独特、最关键的精神底色。南阳“四圣”横跨春秋、东汉、三国千年时空，铸就南阳“圣贤故里”核心文化标识，支撑“文明在宛”的历史论断。“四圣”精神各有风骨、互补共生，共同构筑南阳地域文化根脉，凝练形成四大核心精神谱系，跨越千年依旧为城市发展、社会治理、个人修身提供不竭精神滋养。

　　以进退有度为核心的范蠡精神

　　商圣范蠡，卧薪尝胆。淡泊名利，弃相散金。忠以辅国，智以保身。善以济世，德以存仁。范蠡进退有度，进以担当成事，退以知止全身。他一生奉行的进退之道蕴藏四层哲理内涵：本于天道阴阳盈虚消长的自然规律，合于儒家中庸中和、不偏不倚的修身要义，深明祸福相依、见微知机的辩证处世智慧，坚守内圣外王、取舍由心的价值本心。范蠡进退有度精神，是临危赴难、顺势兴邦的远见担当，是功成辞禄、淡泊名利的清醒本心，是取财守义、诚信经营的儒商操守，是富而济民、知止豁达的人生格局。

　　览春秋青史，察往圣遗风，若论洞明时势、进退自如，勘破荣利、心游物外者，莫过于商圣范蠡。范蠡之“进”：舍身入越，共赴国难之进。范蠡本是楚地贤才，看透楚国政治昏暗，投奔弱小越国。吴越槜李之战后越国大败，勾践被困会稽山，濒临亡国。满朝臣子束手无策，范蠡主动献策求和；屈辱议和达成后，自愿舍弃自由，随勾践入吴为奴三年。陪伴君王牧羊劳作，隐忍种种羞辱与刁难。十年生聚，兴越复仇之进。归国之后，范蠡没有急于出兵复仇，主张循序渐进治国：劝农耕桑、减免赋税、繁育人口、练兵整军，同时巧施谋略，消磨吴王心志，输送木料、粮食耗空吴国国力。坚持步步经营，不冒进、不蛮干，依靠长期积淀扭转国力差距。下海经商，白手起家之进。泛舟离越后，范蠡至齐国海滨开荒耕种、捕鱼晒盐，洞悉物资涨跌规律，秉持“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不靠投机取巧，短短数年积累丰厚家产；迁居陶地后再度创业，精准把握供需贸易规律，脚踏实地开创事业，十九年间三次积累千金巨富。富而济民，仗义施助之进。每次家财充盈，范蠡主动接济贫苦百姓、帮扶落魄亲友；乡邻遭遇灾荒，散尽存粮财物救助民众。

　　范蠡之“退”：灭吴辞爵，泛舟五湖之退。越国彻底灭掉吴国，勾践称霸诸侯，封范蠡为上将军，许诺分割国土、共享天下。范蠡深知功高震主必招祸患，不受高官厚赏，连夜交还印信，不携分毫官财，驾小舟归隐太湖。主动舍弃朝堂权柄，这是避权全身之退。齐地辞相，散尽家财之退。范蠡在齐国经营有成，齐王听闻其才德，请他出任齐国宰相。身居一人之下的高位，范蠡感慨：平民起家，位至卿相，已是人生顶点，久居盛名必有祸患。任职不足三年便交还相印，把全部家产分给邻里乡亲，舍弃功名富贵，悄然离开齐国前往陶地，这是远避虚名之退。财满散金，不积私产之退。定居陶地经商十九年，范蠡三次积攒千金，每一次家财达到顶峰，便全数分给贫苦乡邻、寒门亲友，不留巨额家产传于子孙。主动舍弃巨额财富，不被物欲捆绑，是放下贪欲之退。

　　进退之“度”：从政有度，忠而不愚，谋而不狂。入吴为奴三年，屈膝隐忍却不失越国臣子风骨，不卑躬屈膝谄媚吴王；辅佐勾践谋划复国，策略虽巧，却以安民固本为根本，不滥杀、不施苛政；尽心辅佐君主，却不盲从依附，始终保有独立判断，懂得守住自身底线，君臣相处留有分寸。经商有度，取利有道，不欺苍生。范蠡经商立下规矩，只取十分之一薄利，绝不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货物保质保量，公平交易，善待商贩百姓；预判行情备货，却不垄断市场，兼顾市场稳定与自身收益，求财始终守住道义尺度。处世有度，藏锋有度，宠辱不惊。身居将相之时，生活简朴，不奢靡张扬；沦为奴仆、散尽家财之时，不颓废怨怼，总能东山再起；改换名号鸱夷子皮、陶朱公，从不向外人炫耀昔日相国功绩，也不诋毁旧主勾践，待人宽厚却不轻易袒露内心，藏露相宜，喜怒自持。

　　危难亡国之际，挺身而出忍辱负重，是范蠡义无反顾的“进”；霸业功成、位极人臣之时，弃官远游不恋权禄，是范蠡清醒自持的“退”；辅君不愚忠、求财不贪利、顺逆不极端，一言一行皆守边界，是范蠡贯穿一生的“度”。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实现“功成定霸、全身而退、富而济民”的完整典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誉其为“富好行其德者也”。苏轼赞其“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认定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完人”。

　　以锐意创新为核心的张衡精神

　　科圣张衡，少善属文。洞贯经艺，实证求真。学识建树，思想革新。技术开创，匠心独运。物无恒态，事无定规，守常则滞，创新则兴。创新，是敢想的勇气，勇于挑战未知；是敢做的魄力，坚持付诸实践；是敢闯的毅力，方能成就非凡。科圣张衡，不拘古法，巧造浑天仪观测天象是创新；独运灵思，研制地动仪辨识震灾是创新；细察物候，穷究天地探寻玄微是创新；博览经籍，融通文理开辟新境是创新；摒弃浅论，深耕数术破除陈说是创新。创新硕果累累，精神卓然千古。张衡一生通五经、贯六艺，在天文、地震、机械、文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建树。张衡之创新，耀于天文，探穹苍之玄奥，开星象之新识。观辰宿运行，察天地经纬，独阐天地本源之理，创立浑天说，厘清天地形态，突破盖天、宣夜学说局限，提出“天如鸡子，地如中黄”，深究宇宙结构，明晰星辰位次，为古代天文学奠定核心理论。复造浑天仪，以铜铸造，环周刻画刻度，标列二十八宿，缀以日月五星，运转之时与天体运行同步，观测天象契合自然规律，将玄奥天象转化为直观仪器，开创天文仪器先河，成为后世观星参照。又著《灵宪》《浑仪图注》，探究天地起源，测算星辰尺度，标定日月直径，估量星辰远近，汇总天文研究成果，成千古名篇。其思考精深、见解卓绝，冠绝当世，光照后世。

　　张衡之创新，彰于机巧，制奇器以济世，启机械之新途。有感地震频发无常，百姓饱受灾患，以往缺少有效测报手段，于是殚精竭虑，创制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造，实测有效、感应灵验，是世界地震测报仪器鼻祖，开启古代地学仪器新纪元，构思精妙、巧思天成，前无古人，启迪后世。又造指南车，轮轴内置机关，车行而指针恒定向南，不迷方向；创制记里鼓车，依托轮辐刻度，车行千步则击鼓一记，精准计量里程，造就实用器物。他所创制器械，立足物理原理，融汇巧思，以器物承载智慧，以技术惠及民众，开拓古代机械发展新境界，为后世工艺树立典范。

　　张衡之创新，显于数术，穷历算之微奥，拓数法之新境。核查历代历法错谬，纠正朔闰偏差，在《颛顼历》基础上革除弊端、补足疏漏；深耕天文历算，探索圆周率，推进密率研究。他融汇天文、历算、机械制造，以数理阐释自然原理，以测算印证天象，为古代数术发展开辟新路、启迪新知。

　　张衡之创新，盛于辞章，开赋体之异彩，焕文苑之新声。其赋承袭楚骚遗韵，革新汉赋旧弊，兼具铺陈宏阔与清新气韵，打破大赋堆砌繁冗的桎梏，开创抒情小赋先河。《二京赋》融讽喻于铺叙，辞丰义厚、笔力雄健，是京都大赋的巅峰之作；《归田赋》摆脱繁缛文风，寄托山水情怀，文辞清丽、意境悠远，描摹田园之美、抒发避世之志，篇幅凝练、情韵悠长，为抒情小赋鼻祖，推动汉赋由铺张走向含蓄、由典赡转向清新，开启魏晋抒情赋新风。其文章融道理于文辞，寄托志向于篇章，思致高远、气韵灵动，树立汉代文学新标杆，成为后世文人创作范本。

　　张衡之创新，贯于治学，立融通之新范，启为学之新径。治学秉持“不舍昼夜”的刻苦态度，常怀“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视野不局限一隅，兼通百家学说，融汇天文、地理、机巧、历算、辞章、术数，贯通自然原理与人文思想，不偏执一端、不拘泥书本，重视格物观察、崇尚思辨实证，依靠实践验证真知，以巧思探寻万物本源。深究天地奥秘，心系百姓疾苦，将经世情怀融入格物求知，把求真理想落实到经世致用，为古代治学树立融通典范，启迪后世学人。

　　张衡一生，创新贯穿始终：天文领域洞悉星汉奥秘，机械制造开辟技术先河，历算研究拓展数理边界，文学创作革新辞章风貌，治学方式树立学人范式。《后汉书・张衡传》论赞引崔瑗评价“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称赞其兼通文理、善制机巧、具备理政之才，德艺双全。郭沫若题写碑文赞曰：“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其命名月球环形山、太阳系小行星，我国首颗电磁监测卫星定名“张衡一号”，永久铭记其卓越科学贡献。

　　以仁心济民为核心的张仲景精神

　　医圣仲景，良医志存。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仁心济民，旷世宏论。德合天地，术贯古今。济民，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救助，更蕴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体现在国家治理、个体关怀多层次的民生实践。怀仁心以济世，不因身份贵贱区别对待；施仁术以救人，不因救治难度退缩不前；存仁厚以待人，不因名利得失动摇本心。张仲景一生，立志做良医救济苍生，勤学古训传承医道，广求民间有效方剂，坐堂行医普惠百姓，弃官潜心钻研医术，创制娇耳抵御疫病，著书立说惠及后世。

　　张仲景“医圣”之名，不只在于高超医术，更根植于不朽精神。以仁心抚慰疾苦，以精术医治沉疴，以经典启迪后学，以济世初心铸就医魂，正是张仲景仁心济民精神的精髓。他生逢乱世，不忍百姓惨遭疫病夭折。目睹宗族凋零、生灵涂炭，慨然长叹：“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于是摒弃安逸、远避闲游，奔走乡野阡陌，踏遍荒村僻壤。见到病患卧于茅舍，俯身察色辨脉；遇到贫寒百姓无力购药，亲自采摘百草熬制药膏，竭力救助疾苦，恪守“医乃仁术，无分贵贱”的信条。

　　坚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向上研习前代医典，向下搜集民间验方，剔除糟粕、汲取精华，辨析病机、创制方药，竭力挽救濒临死亡的百姓。针对伤寒疫病不同阶段、不同证候，精准区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打破“一方治百病”的局限，做到证随病异、方随证立、药随方施，大幅提升疫病诊疗实效。身居宦位，始终牵挂底层百姓疾苦。官拜长沙太守，突破世俗礼法，定下每月初一、十五，大开公堂设案问诊，开创“坐堂行医”的千古佳话。他立下誓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恪守医者初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行医处世，常怀悲悯本心。

　　接诊病患，戒绝浮躁轻率，痛斥敷衍行医陋习，针砭时弊：“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每遇病患，凝神细致诊察，辨识细微症状，审慎调配药量。遭遇烈性传染病，不惧被感染的风险，挺身奔赴疫区，直面病魔，阻断疫病蔓延；面对老弱孤寡，不惜耗费时间，温言宽慰，精心调治，抚慰身心创伤。教导民众顺应四时、调养起居、规避疫毒，从本源守护百姓安康。深知“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纵然明白行医艰难、生死无常，依旧一往无前，依靠仁术渡厄解难，以仁心温暖乡邦。仁爱不分尊卑贫富，善举遍及南北四方。

　　伏案著书，立志长久惠及后世。他深知一人之力救民有限，将医术典籍流传后世才能长久济民。张仲景半生临床诊疗，半生伏案笔耕，将毕生诊疗经验与医学创新凝结为《伤寒杂病论》，收录二百余首经方、三百余种药材，打破医术“秘而不传”的旧俗，把医学智慧公之于世。《伤寒杂病论》梳理各类病症，辨析脉象证候，确立辨证施治纲领；配伍方药简约灵验，开创简便廉效的治疗方案。将繁复医理转化为可践行的诊疗法度，初学医者有路可循，寻常百姓有方可依，方便后世医者通晓医理、辨识方药，被后世尊为“经方之祖”。

　　德润百代，光照岐黄一脉。其志向，在于解除民众疾苦，坚守医道本真；其德行，不问贫富、普救众生；其功业，确立医理纲纪，传承疗疾方药；其恩泽，济世之功载入史册，救民之德千秋彰显。一生所为，皆为救苦；毕生著述，只为安康。医术流传千年不曾湮没，高尚德行历经百代愈发彰显。学界公认其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中医药学伟大实践者与理论奠基人。

　　以鞠躬尽瘁为核心的诸葛亮精神

　　智圣孔明，陇亩躬耕。对酬三顾，定鼎三分。南征北伐，理政抚民。鞠躬尽瘁，忠心守义。鞠躬尽瘁，是临事无私，倾尽肝胆；履职尽责，摒弃一己私心；朝夕勤勉，不辞案牍劳苦；危难当前，勇担家国重任；心系苍生，常怀济世初心；至死不渝，坚守道义使命。诸葛亮鞠躬尽瘁精神，是草庐对策便终身坚守的初心，是临危受命勇担社稷重担的担当，是赏罚分明不徇私情的坦荡格局，是连年征伐不畏艰辛的顽强风骨，是身居高位简朴自持的淡泊本心，是倾尽余生报效家国的无私情怀。

　　诸葛亮鞠躬尽瘁精神，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定鼎三分，肇基蜀邦。草庐一对，定下天下三分之策，以荆益二州为根基，联吴抗曹，促成鼎足之势，被誉为中国古代战略谋划的巅峰。辅佐刘备攻取荆州、平定益州、夺取汉中，赤壁一战击败曹军，扶持刘备在西南建立基业，让漂泊无依的势力成就霸业。章武元年，辅佐刘备登基称帝，建立蜀汉，定都建制、确立朝纲，天下三分格局正式形成，延续汉室血脉，此为鞠躬之始。

　　二是内修政理，安邦抚民。身居丞相之任，总揽朝政，勤政不息，夙夜操劳。整饬吏治，严明赏罚，杜绝朋党、斥退奸佞，朝堂无闲散官吏，政务畅通无阻；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巴蜀大地粮仓充实、百姓安定，乡里少有饥寒，原野不见流民；又安抚夷越、平定南中，七擒孟获，安定边境，使邦内太平。依靠自身勤勉操劳，促成蜀地大治，百姓富足、国力稳固，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此为鞠躬之治。

　　三是整军经武，强兵御敌。殚精竭虑操练军队、完善军制，创设八阵图，改良木牛流马，革新军械装备，严明军纪。南征深入不毛之地，智勇并举平定南中，充实兵源赋税；北伐六出祁山，两上《出师表》，渡渭水、驻军五丈原，以弱小蜀汉抗衡强大曹魏，屡次挫败魏军锋芒，曹魏上下震动，蜀汉声威远扬。修筑边城、稳固关隘，令曹魏不敢轻易进犯、东吴不敢贸然启衅，守护蜀汉疆土安稳，此为鞠躬之征。

　　四是托孤辅幼，守节持纲。永安危困之际接受先主遗诏，立誓“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辅佐后主悉心教导，呈上《出师表》规劝君主，劝其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广纳良言，提振志士心气；执掌国政公而忘私，权倾朝野而不专权，位极人臣而不骄矜，始终以兴复汉室为目标，以安定蜀汉为己任。严守纲纪，令蜀汉朝纲稳固、政务有序，内部没有篡逆图谋，外部少有叛离将领，社稷安稳，此为鞠躬之辅。

　　五是联吴抗曹，固盟远略。深谙唇齿相依的道理，长期坚持联吴抗曹战略。赤壁之战结盟东吴大破曹军，奠定三分格局；荆州失守、蜀吴交恶之后，力挽危局，遣使修复两国关系，稳固吴蜀同盟，促成两国合力对抗曹魏，避免互相攻伐。自此蜀吴无大规模战事，合力抗衡北方强敌，为蜀汉争取四十余年休养生息、筹划北伐的时机，此为鞠躬之谋。

　　六是垂范立规，清廉节俭。一生简朴自持，自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离世之时，家中无多余丝绸，体外没有富余财物，遗命依山造坟，无需陪葬器物；勤政笃行，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鞠躬尽瘁至殁身。他的志向气节感召一众蜀臣，蒋琬、费祎、姜维接续其志向，传承鞠躬尽瘁之风，辅佐蜀汉、矢志北伐，延续蜀汉基业数十年。《出师表》吐露赤诚心志，《诫子书》传授修身之道，字字凝聚心血，句句饱含热忱，成为千古修身理政范本，为后世立为座右铭。他的智慧谋略、忠贞气节、勤勉理政，皆为百官表率，历经千年受人敬仰，此为鞠躬之德。

　　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称之：“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