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最后一位进士谢桓武

作者：赵宗礼

　　谢桓武，原名谢锦堂（1876年——1916年），清南阳县宛城长春街龙廷门人士，光绪三十年（1904年）恩科三甲进士。官至国民政府“参政院参政”（相当于正部级干部），是一位很有故事性的南阳才子和悲剧人物。

　　谢桓武祖籍原在山西洪洞县，到谢桓武这一代时，迁至南阳城已历九代。其先祖一直靠卖汤圆、粽子维持生计，居住在今解放路北段原叫龙廷门的两间破草房里。有网文说，他们家“世代靠卖鱼为生”，不是那回事。

险中求来阔财主

　　谢桓武的故事人生是从“卖举人”学位开始的（有网文说谢桓武卖的“进士”学位，此言差矣！“殿试”是谁也替考不成的，而清代“乡试”中替考现象多有发生）。谢桓武的举人帽子卖给了谁？按“书篓子”王广礼（现南阳仲景路中段康寿馨养老院养老）等人的说法，卖给了清廷一位显赫权臣的大公子。这位河南籍大公子因祖辈有“父子进士”，“弟兄举人”的辉煌，对举人的帽子垂涎三尺，却没有考取举人的本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这位大公子在本县取得秀才身份后，决定花重金买举人的头衔，于是就从河南秀才翘楚中遴选替考人员，选来选去选中了南阳县原叫谢锦堂的秀才。为了促成此事，托南阳地方要人出面说合，如果谢锦堂替他考上举人，愿出纹银3000两，揭榜之日就是兑现之时。

　　3000两纹银至少相当于现在的1200万元，这对于祖祖辈辈一直靠做小生意为生的穷秀才来说，那是一笔多么诱人的巨大财富呀！一时让谢锦堂眼花缭乱，顿起波澜。如果答应下来，稳操胜券的乡试就成了给别人作嫁衣裳；如果不答应，以这位大公子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说合人的贵胄地位，在当时暗杀成风的大背景下自己的性命就很难保全。不就是晚一科“中举”吗？为家庭背景特殊的大公子当“枪手”，不仅回报丰厚，还是一次攀龙附凤的契机，值得一博！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反复权衡，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所以谢锦堂的乡试考卷，填写的是那位大公子的名字；而那位大公子的考卷则填写的“谢锦堂”的名字。清制“乡试”替考一旦暴露，轻者坐牢，重者被杀头，为什么愿出那么多的钱财？一是这位大公子家的银子多的花不完；二是这其中可能有“风险金”；三是“举人”的身份对这位贵公子太重要了；四是这位大公子的爸爸当已经为朝廷重臣，可能还想让儿子接班，为此要求儿子一定要考取功名，为门户争光。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和背景，他们在考场上的身份置换，才安然无恙。

　　清光绪二十四年，河南“戊戌乡试”揭晓，以“谢锦堂”身份考试的那位大公子中了“亚元”，真正的谢锦堂却“名落孙山”。读过几年私塾、谢锦堂的父亲（南阳镇台衙门马夫）对儿子带回的3000两银票不感兴趣，而对卖举人头衔一事，惋惜至极，痛加训斥：“《传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司也！’考上举人就是朝廷的候补官员，哪里有实缺，便可以当个八九级小官，不仅有国家俸禄，还由匹夫变为老爷，举人帽那是无价宝呀！你咋说卖就卖了呢？谢锦堂说，请父亲放心，下一科的举人帽子还是孩儿的。听了谢锦堂关于此次乡试前前后后叙述，特别是谢锦堂信誓旦旦表态，一家人都不再说什么，只对替考对象守口如瓶。所以到谢桓武的嫡孙谢淯涵（从南阳石油公司总经理位置上退休，2024年90岁，现仍健在，头脑十分清楚）这一代，只知道爷爷“卖举人”挣了3000两纹银，首创了家业，却不知道爷爷替谁考试。

　　谢锦堂拿着这笔巨资在南阳城南关买下一座总长100多米，宽16米、有瓦房80多间（现仍有59间）、“一进五”大院“谢家大院”（与毗邻的“杨家大院”一道被列入南阳市古建筑群，现在只有“一进四”，后院早就没有了）；在独山前怀一带买好地300亩，在城南二十里屯一带买地200亩，开始用丫鬟仆人，由过去给别人服务，骤变为别人给他们服务，也成为靠知识“一夜暴富”的罕见典型。

改籍改名登皇榜

　　谢锦堂把再拿举人帽子的希望，寄托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河南“庚子乡试”这一科。谁知1900年5月至6月间，南阳久旱无雨。响应义和团运动的这里人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洋教遮住了天”；“杀了洋人的头，下的满地流。”农历6月23日这一天，白河以东7000多农民手拿大刀、长矛、棍棒、铁锨等，奔向城西北角的靳岗教堂，杀死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哄抢了教堂里部分财产。为惩治闹事者给国家造成的恶劣影响，清廷诏令，三年内南阳县秀才不得参加省里的乡试……

　　在这种情况下，谢锦堂只得以变应变。所幸在省里“乡试”时认识了唐县秀才谢登云、谢应杰等人，已经成为大地主的谢锦堂，以“天下谢姓皆出谢城（宛城）”的共识，与他们认了宗；并利用“钱能通神”的功能，将本人籍贯由南阳县改为唐县，将“谢锦堂”改名为“谢桓武”，谎报“谢锦堂暴病而亡”，在南阳城注销了户口。1901年，谢桓武在唐县重新取得秀才身份，1903秋又在河南乡试中获取举人头衔，一切都做的严丝合缝，顺利成章，当然也花了不少钱财。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谢桓武参加了为庆祝慈禧70大寿而将正科“会试”改为“甲辰恩科”的会试（地点河南开封）。会试揭榜：“河南进士谢桓武，唐县人，第三甲60名”。这一年南阳府金榜题名的还有邓州彭运斌（三甲32名）；内乡王慧润（三甲43名）（见《河南通志.清代末科进士题名录》）。（有网文说谢桓武是“二甲进士”，谬也！）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考试，谢桓武等成了南阳乃至我国最后一批进士，对于曾卖掉举人学位的谢桓武（谢锦堂）来说，差点儿失去靠学问当“公务员”的机会！

一路飙升成大员

　　谢桓武荣登皇榜后，1905年即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和同科进士刘春霖、沈钧儒（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起被清廷派赴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08年学成回国，先在清廷邮传部、内阁中书任职，《清光绪朝实录.33年（1908年）12月6日大事记》中，第一件“吏部主事均奏，考列优等之内阁中书张孝慈、王丕煦、谢桓武，均著以原官本班尽先补用”，第二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述职”等，足见清廷的官员年终考核位置前列。由于谢桓武在内阁中书位置上干得不错，很快独当一面，下派到山西定襄县任知县，保升直隶州任知州。宣统二年《诏告》里有“山西高等审判厅厅丞谢桓武”（相当于省高等法院院长）的任命文字。谢淯涵说，爷爷当过山西的“八府巡按”，也就是这一级别的官员）。民国三年，袁世凯大总统“关于给予前清状元刘春霖‘三等嘉禾章令’”中，有“李湛阳现在出差，任命谢桓武署参政院参政”的文告，说明从此时起谢桓武已经是正部级官员。而与谢桓武一起金榜题名，名次还排列谢桓武之前的邓州彭运斌，内乡王慧润等，再没有在清廷和民国初年的文告里出现过，谢桓武飙升之快，在同榜273名进士中可谓佼佼者，出类拔萃。

　　有文章说，“谢桓武当过翰林院大学士”。对此，王广礼说，我没有听说过此事。而谢桓武的孙子谢淯涵的说法是，爷爷确实当过“拉翰林”。我查遍有关资料，没有“拉翰林”之说。据此猜想，按清廷的规定，进士当翰林院大学士，需经“庶吉士”和“馆选”两次考试，谢桓武很可能没有经过这两道门槛，就被袁世凯为首的“河南帮”“拉”进了翰林院，当上了法律方面的“大学士”，于是便有“拉翰林”之贬。谢淯涵的话应该是父辈们传下来的，是家史，是原始口碑资料，且与有篇网文的说法总体上吻合。所以，说谢桓武是晚清“翰林院大学士”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因为，清廷内阁大臣人选，必须是翰林院大学士，袁世凯很可能想把谢桓武当作“袁府内阁”重点培养、选配人员。当时谢桓武不到40岁、“海归”博士、河南老乡，又与大儿子袁克定关系特殊，这样的综合条件哪里找寻？在清末时局混乱的情况下，一手遮天的袁世凯把谢桓武“拉”进翰林院，原本是“小菜一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晚清《翰林院大学士名录》应该能找到此人。

　　说到此事，谢淯涵说，我爷爷“不得已参加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河南帮”，此话也是当事人传下来的原话，还可能是谢桓武死前悔之晚矣的感言。袁世凯确实对谢桓武宠爱有加，抛开“拉翰林”之事，民国二年（1913年）《大总统“关于晚清状元刘春霖三等嘉禾章令”》中，关于“谢桓武署参政院参政”的任命，更能说明问题。由县处级很快成为正部级干部，和当时第一大文豪、前任司法总长梁启超等名流同起同坐，经常在一起讨论国是，对谢桓武来说可谓一步登天；更兼“政事堂”评政员之职。当时有一个说法：“凡大总统（袁世凯）发布的命令，均由政事堂钤印”（见《民国通俗演义》），足见政事堂在袁世凯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谢桓武考上进士短短10年间，就成为国家重臣、身居清要，没有袁世凯的青睐宠信和大公子袁克定的特别关照，显然是不可能的。

站错“队伍”命早丧

　　当时的中国在坚持“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虽然拥袁派鼓吹的“帝制”是日本天皇、英国女王、法国总统式的帝制：君王当摆设，权力在内阁。但与已实行多年的共和体制相比，显然是一种倒退。遗憾的是，谢桓武在判断天下走向时，不是以“理”而是以“势”，选边站在“君主立宪”立场上，竭力为袁世凯的“君主立宪”“鼓”与“呼”。请看1915年12月，“请愿联合会”文牍主任谢桓武，为袁世凯登基称帝写的《请愿书》开篇语：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倾”以来（即1911年元月元旦孙中山“倾覆满洲专制，成立中华民国”宣言书发表那个时候起），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矣……”虽有曹子建之“七步之才”，骆宾王声讨武瞾的笔锋，但由于矛头所向错了，成了复辟倒退的吹鼓手，给袁世凯帮了倒忙。

　　此“请愿书”通过电文和报纸公示天下后，首先站出来进行批判的人，是民国第一大文豪、国家“币制改革总裁”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先是逃往国外得以保全性命，“海归”后先是担任民国司法总长，后改任“币制改革总裁”，继续为袁世凯的“参政院参政”。他发现袁世凯决心实行“君主立宪”，沈云霈、谢桓武等一斑文人极力追随鼓吹，不愿附和，辞职出京。到上海后，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题目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声讨檄文，与谢桓武等“拥袁派”打起笔墨官司，对杨度、谢桓武等进行口诛笔伐（见《民国通俗演义·第48回》）：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国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此《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后，立刻引起南方数省乃至全国各地积极赞同、支持，为表示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纷纷宣布“独立”，同时“枪毙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对“请愿联合会”会长沈云霈、副会长张镇芳、那彦图，文牍主任谢桓武等人“明正典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是袁世凯“舍车保帅”？还是“共和派”清除帝制余孽“暗杀团”所为？不好说。反正1916年3月18日，身为袁世凯“参政院参政”的谢桓武，在北京西山会议上喝酒后中毒身亡，那一年刚满40周岁。

葬礼隆重又排场

　　此时，袁世凯还当着“洪宪皇帝”，据说闻听后按戏词的说法既“龙心悲痛”又“龙颜大怒”，把皇帝对“爱卿”的恩宠，集中到谢桓武的后事安排上：“御批：棺椁龙头凤尾，穿城而过，阁老规格。”南阳市几位耄耋老人，如朱奉清（1981年时85岁，一中退休教师）；谢奎龙（1981年78岁，六中体育教师退休，谢桓武的近族侄子）等老人讲，他们亲眼目睹了谢桓武棺椁穿城而过的隆重场面：送葬仪仗队执事牌上写着巨幅大字：“御批：魂归故里”。“肃静”，“回避”；“桓武升天”，“诸神免参”等执事牌仗，招摇过市，南阳知府迎棺于十里长亭……一时间成了南阳城万人空巷的一大景观。谢桓武死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3月22日）前4天，也算很是时候，他要是再晚几天辞世，肯定不会有如此高规格、排场体面的葬礼。

　　论曰，谢桓武由穷人的孩子跃至正部级官员，国家重臣，其奋斗和艰辛历程可想而知。他的成功在于读书多，知识渊博；他的失败在于误判形势，站队站错。不管怎么说，谢桓武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南阳的大才子，南阳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故立小传以志之。

　　（口碑材料提供者：谢淯涵，王广礼等。文字资料：《民国通俗演义》、《南阳市志》、《光绪朝实录》、《清史实手札》、《清代末科进士题名录》，网上有关文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