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不觉夜长（自序）

有梦不觉夜长（自序）

史恒臣

　　说起我对文学的爱好，必须提到我的父亲，我是深受父亲影响的。父亲1958年毕业于南阳师范学校，中学语文教员出身，当过中小学校长，县教育局教研员。说起来，我勉强算是书香门第。

　　小时候，谈到某某人时，父亲给我讲的最多的是：这个人，能写。似乎“能写”，就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标准，至于究竟能写什么，就不用去考究了。这里需要提到，父亲经常说起的两位“能写”的人。一位是在县教育局工作时的同事，毕业于郑州大学，我叫他杨伯。当时，杨老师是县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人，似乎还兼着局机关图书管理员。他爱人是县里一所小学的老师，家安在学校。教育局给他分的住室经常空着，屋里床上、地上，堆的全是书本。后来，杨老师担任了县教育局副局长。现在想来，杨老师写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全县教育工作的总结材料，因为他是教研室主任，是教育局的主要业务部门。那个时候，打字机都很少，写材料主要是手和笔，写个年终总结，起码得几十页，如果需要的份数多，得用复写纸套印，抄上一阵子，累得手脖子发酸。在那个年代，扫除文盲的任务都很重，更何况杨老师是郑大本科毕业，又能写得一手漂亮材料，受到重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以肯定，杨老师写的，是公文一路。

　　另一位，是桥头同乡高老师。高老师原来也在教育局工作，应该是负责内部信息和外宣一类业务。记得父亲曾经谈到，有一回，他和高老师一起下乡调研，回来后商量材料怎样写。当时，高老师正在煤火炉上做饭，他一面搅锅，一面笑着对父亲说，这个好弄啊。吃完饭，时间不长，高老师就针对调研情况写了一份简报，主题鲜明，言简意赅，得到领导肯定。因为高老师的写作能力，上级把他调到了县对台办，专门负责宣传工作。做好思想引领，强化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可见县里对高老师的重视。高老师是个业务能力很强的人，照现在的话说，情商不是很高。他在对台办工作很长时间，埋头钻研业务，工作成绩斐然，职务却始终没有得到提升。到了快退休年龄，似乎心灰意冷，业余时间经常帮妻子到街上卖馍，赚得小钱，补贴家用。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比我父亲强。我父亲虽然手头也很紧，可他拉不下架子，不会去做这些小生意。这些认识，从他对高老师卖馍一事的评价上，可以看出端倪。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父亲拿着一张市报，上面发有高老师写的一则消息，是报道我县在城北修建公园，引进稀有树种的事。可见，高老师的主要业务，是新闻宣传。

　　受上述因素影响，加上我的数学成绩不好，上高中时学了文科，应届毕业那年高考落榜，后来复习一年，考上豫北一所财会学校。参加工作后，通过自学考试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业余时断时停练笔，开始漫长的文学梦。

　　我发表第一篇新闻作品的情景，至今清晰记得。当时，我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在一家工厂当会计员。因为爱好写作，有一次比着其他报纸的内容，写了篇反映本单位情况的稿子。一个同事的同学在市报当编辑，我们就把这篇稿子直接寄给了他。不久，这篇稿件以《××厂思想政治工作显威力》为题，发表在头版显著位置。这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高兴是不言而喻的。我把这张报纸拿到住室，翻来覆去看，直到报纸折痕处发黑，起了毛边。有一回，我正注视着这张报纸，一字一句端详，有位同事恰巧进来，见此情景，笑着说：“小史将来非要把这张报纸带到棺材里不可！”后来，我又找了一张载有这篇稿件的报纸，拿回家让父亲看。他当然不好意思给同事讲这件事，却戴着眼镜，给邻居一个六七岁的小孩，一字一板地念这篇300多字的小消息。这些，当然是喜悦、鼓励。不只家人，稿件发表后，也引起厂里主要领导重视。有一次，我在办公楼碰到厂长，他看到我，很高兴，对我说“好好干！现在正是用人时候，不论是你是在当前这个岗位，还是将来调到咱厂其他部门，都可以发挥作用！”

　　《手表》是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她能够在河南日报发表，是碰到了好机遇。稿件写好后，我请一位字迹较好的同事抄了，那时不知道天高地厚，直接寄到省报。稿件发表时，我并不知道，直到一个月后，河南日报社给我寄了100元稿费，才知道这件事。激动之情，可以想见。我马上到厂办公室去找这张报纸，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在我存的报纸里找，终于找到这张1998年9月2日出版的河南日报文艺副刊。——原来，这张载有文艺副刊的报纸，早被我从办公室拿回来，压在一摞子材料里，还没有认真看。后来才弄清楚，当时恰逢改革开放20周年，河南日报在文艺副刊为每个地市推出一期专刊，集中刊发该地市作者投去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文章，蒙编辑厚爱，这篇小稿编到了南阳这一期（当时的版面编辑是周岩森，是著名作家周熠先生的女儿）。

　　有了发表作品的经历，渐渐有了写作信心。已故著名作家周同宾先生曾鼓励我说，写文章投稿，不论大报小刊，发到哪里都行，做到“不厌其小”。有段时间，我在市工会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定数量作品，得到时任编辑程世湘先生的肯定和鼓励。某天，我和世湘先生闲谈，说起创作，我说：“写文章这事儿，总比吸烟、喝酒、跳舞、打麻将强！”世湘先生听了，很不高兴，瞪了我一眼说：“写文章能跟那些事儿比？!”

　　写作这个业余爱好，能成为我的谋生手段，是始料不及的。快四十岁那年，我原来所在的单位面临困境，生计成了问题。承蒙周同宾老师错爱，把我介绍到现在供职的企业，担任了企业报编辑。时间不长，领导安排我当了中层，后来又任其所属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这也算是剑走偏锋、歪打正着—真正的专业丢了，业余爱好反成了吃饭手艺。我曾经在文联组织的一次聚会上说，我今天能在宛运集团这个大型企业供职，全凭文学前辈抬爱，全凭单位领导提携，全凭职工群众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是个文化人，爱屋及乌，对我关爱有加。从本质上讲，我是沾了爱好文艺的光。

　　出书一事，原本是没有打算的。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对我说，把你写的东西收集一下，也出个集子。出过书和没出过，可不一样。我说，慌啥里，最想写的东西还没有写出，现在出书，是不是有点早？朋友说，等你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得等到啥时候？!听人劝，吃饱饭。我一想，他说得也对，终于动了心。接着开始整理稿件。近几年写的东西，在电脑、网络上都能找到；前些年写的，因为更换电脑，早已找不到电子稿了。敝帚自珍，说得不假。我翻箱倒柜，终于在家中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落满灰尘的档案袋，里面装的，是多年前保存的纸质稿件。这些文章已经沉睡20多年，纸张早已泛黄，订书钉已经生锈，好在字迹还算清晰。我把这些稿件小心拆开，使用微信扫描功能，全部转换成电子稿，很是忙了几天。接下来，分门别类，把早年写得实在不成样的篇什悉数去掉，再把剩下的，放到对应栏目。粗略计算，大大小小稿子合起来，不到15万字。见此情景，惶恐不已——辛辛苦苦20多年，仅有这点儿收获，着实惭愧。

　　这本书按栏目分为七个部分：岁月留痕，主要记述难以忘怀的旧事；故交新雨，是写几十年生活中的新朋旧友；篱边小说，是生活中一些琐事，又不便用散文形式表现的内容；梦里山水，是平生游历的一些地方记录，类似到此一游的东西；随心动笔，集中编入对社会生活的感想；故园风物，写家乡风情；短章低吟，则是几篇谈不上是诗，但也应该是文艺范畴的文字。这些文章，大多以时间顺序排列，反映了作者的人生历程。

　　在此，还要感谢姚海天和张志和两位先生。姚先生是著名作家姚雪垠的儿子，已经80多岁。前些年，姚雪垠研究会在南阳成立，我有幸在这个机构担任一个跑腿儿的角色，期间与姚先生渐渐熟悉。有一次，我对姚先生说，想出一本集子，能否请张志和老师题写一下书名。姚先生愉快接受了请求。他说：“可以。张老师对家乡感情深厚，对家乡的文艺爱好者更为关心。这个事儿，能办，我给他说！”此后不久，姚先生果然把张志和老师题写的书名转给了我。张志和老师是启功先生的关门弟子，专攻古典文学和书法艺术，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在中国书法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撰写的《中华颂》，布置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代表了国家形象。能有幸请到张老师题写书名，为拙作增色不少。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胡逸云先生。胡总是全国劳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首届服务中国道路运输行业终身荣誉获得者，省管优秀专家，已在宛运集团工作63年，这在国内企业界是少有的。在我最为困难的时候，以胡总为首的宛运集团干部职工肯定了我的长处，包容了我的缺点，为我提供了适合的工作岗位，后来我女儿考上大学，还得到企业的热情鼓励和资助。毫不夸张地说，宛运集团是我的衣食父母，胡总是我的贵人。

　　20多年前，在一次笔会上，有幸与杜红升女士相识，之后我们始终保持友好往来，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在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在文字基础上的友谊不断加深，特别是她对我家人的关心和帮助，让我终生铭记。听说我想出个集子，她热情支持，通读了书稿，怀着真挚的感情写了序文，给予热情鼓励，记录下我们的珍贵情谊。

　　赵宗礼先生是我父亲早年的学生，与家父感情很深。本书出版前，我专门与其通话，希望将他回忆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作为本书的后记，他慷慨应允。能将这篇文章编入书中，也承载着我对父亲的深情怀念。

　　在本书筹备工作中，还得到刁仁庆、乔海军、刘平家、赵光选、李彦、焦晶晶等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我的文学梦，如果从少年算起，断断续续，已经四十多年。梦想路上，文学给了我安慰、激励和自信，同时也记录了我的人生轨迹，让生活变得较为充实。这本书能够出版，谈不上圆梦，总算对自己长长的文学梦有了一个交代。

　　是为序。

2023年4月15日

（作者《大地记忆》一书将于近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