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人（今卧龙区石桥镇人），东汉伟大的文学家、科学家、发明家。郭沫若对其评价极高：“如此全面发展的人物，在世界上亦所罕见。”二十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环形山及太阳系中编号为1802的小行星，分别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张衡小行星”，使其大名永远光芒四射于宇宙之中。
张衡功绩的每一方面都惊天动地，而其治学、做事的“针对性”，尤其值得大书特书。他从不空谈，而是精准瞄准时代病灶与社会需求，以笔为剑，以技为盾，留下了一连串彪炳史册的应对之策。
针砭“逾侈”之弊，作《二京赋》以讽谏
张衡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卒于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青少年时期的张衡正处于章帝与和帝年间，官场风气急剧下行。此时的张衡虽善属文、游三辅、入京师、观太学、通《五经》、贯六艺……但因为“从容淡静，不好结交俗人”，故“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这位“才高于世”的天下奇才、廉洁太守张堪的嫡孙，竟连“吃皇粮”的份儿也轮不上。
无奈之下，张衡只好“精思傅会”，用激扬的文字谋求闻达于世。面对“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衰颓官场，张衡耗费十年工夫，写成了长篇巨制《西京赋》和《东京赋》（合称《二京赋》）。
在《西京赋》中，张衡“凭借虚妄之词”，忆述了西京长安的来历、变迁，以及周围雄伟的群山、秀丽的大川、宽敞的街道、繁华的集市、巍峨的宫殿……指出那是高祖开创汉朝基业的龙兴之地。然而，他的后人却沉迷于享乐之中，“宣室玉堂，麒麟朱鸟，龙兴含章，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嘉木树庭，芳草如积，高门有闶，列坐金狄……”更有“白虎奏瑟，苍龙吹篪，乐声悠扬，女娥舞蹈，美妙绝伦”……到处一派纸醉金迷的享乐景象，俨然温柔之乡的天堂，至于这繁华背后的隐忧与危机，权贵们仿佛都无暇顾及。他直言不讳地说：当今圣上，与天地共称皇帝，他所拥有的富饶与强大，无人能比。然而，我所遗憾的是，他未能以奢华壮丽来彰显国家的辉煌，反而以节俭朴素为耻。难道他忘记了《诗经·唐风·蟋蟀》中的教训吗？
在《东京赋》中，张衡写道：我世祖光武皇帝愤恨王莽的篡逆，于是率众于宛城起义，龙飞白水，诛伐王郎于河北，凤凰翱翔。授斧钺于二十八将，王莽之类恶人才被歼除；灾星妖孽一扫而光，作乱的群凶无有遗存。海内既已安定，圣明皇帝洞察一切，遂在洛阳城建立国都。既已大功告成，平定祸乱，仁义之道遍于天下，于是东登泰山祭天，刻石纪功，举行封禅大礼，可与黄帝比其尊崇。文中尤其指出：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国之兴与衰败，常由此（俭、奢）而起。
《二京赋》通过对西、东二京奢、俭的鲜明对比，在一贬一褒之中，凸显出作者对东京洛阳所承载的政治理想、享乐理念和文化架构的认同，也毫无顾忌地批评了当时盛行的奢靡之风，提醒朝廷和王孙贵族居安思危，不忘创业之艰，警惕奢华背后潜伏的隐忧。
所幸当时主政的和熹皇太后正“开不讳之路”，大力倡导节俭，严惩贪腐。张衡所鞭挞的，正是朝廷要查处的；张衡所倡导的，正是朝廷要推行的，其主张与朝廷意志不谋而合。因此，赋文虽发表于宛城，却震动了朝野。“大将军邓骘奇其才”，想直接录用他为幕僚，张衡却“累召不应”。
而当安帝（实则由和熹皇太后主政）“雅闻衡善术学”，以特别规格征召张衡为郎中时，张衡欣然应召。此后，张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其间，张衡除研发“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外，还多次上疏，针砭时弊，助力朝堂清风祛邪。
破除“图纬虚妄”，上《禁绝疏》以正典
图纬之学也叫图谶，指宗教性的预言，因配有图画故称图谶，由来已久，“自汉取秦，功成业遂……当时之事，莫或称谶”。刘秀受“刘氏当兴，李氏为辅”谶言的怂恿，中兴汉室后，便将图谶（亦称“图纬”）之学定为国学。到了东汉中期，“儒者争学图纬，兼附以妖言”，图纬之学达到不容置喙的地步。张衡认为“图纬非圣人之法”，是影响朝廷和国家政治安全的“虚妄”邪说。
于是，张衡在上疏中列举了《春秋谶》《诗谶》《春秋元命包》等书中所说的“共工理水”“别有益州”等谶言，指出其与《尚书》《战国策》等书记载严重违背，旗帜鲜明地说道：“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揭露了“虚伪之徒”以图谶欺世盗名、谋取社会资本的不良用心。
他尤其指出：“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
如何才能走出“图纬之学”的禁区，做到“不为尊者讳”？张衡对图谶直言戳穿：“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封侯、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据此，他向朝廷建议：“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并表示只有这样，“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遏制“权移于下”，陈集权策以安邦
张衡做官后，敏锐察觉到“时政事渐衰，权移于下”的政治隐患，据此上疏进谏：“近世郑、蔡、江、樊、周广、王圣，皆为效矣。故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诌慢，鲜不夷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明确指出：“自下逼上，用速咎征。君以静唱，臣以动和，威自上出，不趣于下，礼之政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己，思不忍割……威不可分，德不可共。”言辞恳切地指出这种“权移于下”做法的不当之处及其潜在危害。
同时，张衡秉持“法受圣”的理念，进一步劝谏：“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他着重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牢牢掌握君主的权力，防止以下犯上的局面再次出现，以稳固朝廷统治。
寄情《应间》言志，立修身法以自励
张衡的《应间》篇，采取“乃设客问”的传统手法，借主客问答展开论述。文章开宗明义：“朝有所闻，则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彼岂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尔……”
这一段文意，是张衡借“有间余者”之口，引述古代圣贤立功立德、辅佐君王、泽被百姓的典故，以此彰显古人有口皆碑的政治抱负。文中列举了伊尹、咎单、巫咸、申伯、樊仲等历史贤臣，表彰他们并非空谈理想，而是以实际行动践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因此事迹辉煌，值得后世效法。张衡借此巧妙表达自己：虽仕途坎坷，但内心依然坚守儒家入仕初心与规则，矢志不渝地以才学辅佐君王、造福百姓。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呢？张衡在文中提出了具体的修身与行事准则：“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己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面而不思。”
这段话主张量力而行、力尽而止，强调既要有“无坚不钻”的求知精神，又要有“不患位之不尊”的价值追求，尽显其志向高远与治学态度的严谨科学。
在人生道路与攀登对象的选择上，张衡亦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即便是越王勾践忍辱负重所获得的成功，其功业“厥绪不永”，缺乏永恒的价值；且捷径若不由正道而来，“我不忍以投步”。他秉持的价值理念是“居下位而不忧，允升德之常服焉”，并致力于“于世殊技，固孤是求”，追求不合流俗的正道技艺。
此外，张衡的《思玄赋》亦是寄情言志的经典之作，文中佳句林立。如“天盖高而为泽兮，谁云路之不平！勔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嶢峥”。此句借天地高远、路途崎岖起兴，表达了唯有勤勉自强、不懈努力，方能登上崇高政治殿堂的坚定信念。
破解震灾之谜，创地动仪以验真
东汉光武初年（公元25年）到阳嘉元年（公元127年），全国先后发生64次较大的地震。如“光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安帝永初二年，郡国十二地震；永初三年，郡国九地震；永初四年三月，郡国四地震；永初五年，郡国十八地震；永初十年正月，郡国十八地震……”
这一时期多由和熹皇太后主政，朝野上下便将地震高发的责任嫁祸于她。著名史学家李固曾言：“地震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后汉书》作者范晔亦持此观点，在记载“殇帝延平元年五月，河东垣山崩”时，他评论道：“是时邓太后专政，秋八月，殇帝崩”，甚至将殇帝的夭折也归罪于和熹皇太后。
地震究竟是自然现象，还是所谓“牝鸡司晨”造成的？通《五经》、贯六艺，且“善技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的张衡，根本不信这种荒谬之说。他在“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作浑天仪”之后，便将自己在天文、地理、阴阳、历算方面的独特优势，全部投入到破解地震这一难题之中。至于他具体如何研究成功，《后汉书》未作详载，后人亦无从知晓细节。仅记载“阳嘉元年，（张衡）复造候风地动仪”，且该仪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曾一龙发机而地不动，京师学者初咸怪其无征。数日驿至，果地动，于是皆服其神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既然人们可用仪器测量到千里之外的地震，事实胜于雄辩，所谓“地震是上天对女子主政的惩罚”这一“人祸”之说便不攻自破。张衡以针对性的创造发明，再次战胜了世间的愚昧，那些阴阳怪气的谬论，也无声地宣告了“图谶”等伪学说的破产。他的“候风地动仪”之所以能比西方同类仪器早诞生1700多年，与他针对性治学、有的放矢解决实际问题、从人类社会急需出发研制新式仪器，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张衡之所以能成为大才、全才、奇才，不仅在于他天资聪慧、志存高远，拥有特殊的本领与坚韧的信念，更在于他具备一种非常科学、公正的治学与做事态度。他的一生，是“有的放矢”的一生，是用智慧与勇气扫除迷雾、匡扶正道的一生。
编辑：窦文帅 校审：贾红英 责任编辑：张中科 监审：黄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