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最后一位进士谢桓武”（后续篇）：谢淯涵谈爷爷谢桓武

　　写在前面：“南阳最后一位进士谢桓武”的文章先后在《一路同行》个人公众号、《南阳网》、《新浪网》发表后，在南阳乃至国内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作为主要提供资料的当事人——谢桓武嫡孙谢淯涵还有哪些话没有说？这成了关注此事者的一大话题。为此，我再次采访谢淯涵，写下了此一（后续篇）：

　　谢淯涵说，一、你写的“南阳最后一位进士谢桓武”这篇文章，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说法。譬如，1993年《南阳文史资料第九期.南阳教育春秋专页》刊登的：“凭才仗智两次中举传佳话，改籍认宗荣登进士称奇谈”一文中，说爷爷先当袁世凯的幕僚，后当段祺瑞和冯玉祥幕僚的说法，实属荒诞。爷爷去世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前4天，袁世凯是在爷爷死后2个多月去世的，已经在天国的爷爷怎可能去当段祺瑞和冯玉祥的幕僚？还有爷爷卖举人帽一事，作家尹德杰说换来纹银几百两，说的太少了！实际换纹银3000两，若没有换取那么多的钱，怎可能买上等好地500亩，同时在南阳城南关买一个“一进五”、有瓦房近百间的大院子？还有说我们祖上是卖鱼的等，都是无稽之谈。

　　二、爷爷的刻苦自学精神，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真懂治学，确实值得点赞。爷爷5周岁读私塾时就是班里的“尖子生”，再往后一直是学校里的第一名，那时候不叫“学霸”叫“翘楚”。为什么能够如此？就是因为有一种调子不高却很管用的要求。老爷常常教诲爷爷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学而优则仕，要不莫看我这个马夫的差事，你长大后恐怕还当不上哩！那时侯，私塾先生的费用大概每学期需300斤小麦，这对于我们这个做小生意和当下人的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为支撑爷爷读书，一家人从牙缝里“挤”，从日用中“抠”，省吃俭用，再难也要保证爷爷的学费。

　　正由于此，爷爷读书特别发奋。晚清时期社会动荡，南阳尤甚，不是土匪围城，就是兵荒马乱，日用品特别昂贵，买不起点灯油的事情在我们家频频发生。为了复习好功课，把书本知识牢牢地储存到脑海里，诸如“凿壁偷光”，“集萤映雪”之类刻苦读书的事，在爷爷身上都发生过；鸡鸣起读，夤夜持学之类的“镜头”那就更多了。为了知其然还要知道所以然，爷爷对似是而非的问题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仅向老师举一反三地询问，向同学们请教，向家长请教，更多的时候还是向圣贤书中查原著、查注释，不道听途说，囫囵吞枣地储存知识，这就是爷爷的学习精神，特别是钻研精神。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经过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的触动，爷爷敏锐地觉察到仅仅读熟读通中国的圣贤书，会写庸俗的八股文，远远的不够。真正的文化人还要研究西方先进国家的书籍和发展现状，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寻找点本领和出路。爷爷认为，不了解外边的世界，只会死记硬背，那是“书篓子”或“书呆子”，读一些当时被称之为“闲书”的外国书，不是多余，而是必须。只是这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书当时非常稀缺，不好弄到，也非常昂贵，爷爷不惜代价，还是千方百计弄到一些，有空就学，不懂就问。这自然受到“夫子”型“智叟”的批评，说他不把《四书》、《五经》和古圣贤书的要义当作备考的唯一读物，科举考试会吃大亏的。爷爷唯唯诺诺，却又我行我素，中外书籍兼读，国内外大事兼听兼问，加之记性特别好，一度被周围人吹嘘为“极古穷今”、“知中知外”的南阳秀才。

　　正因为如此，1903年清廷最后一次乡试中，面对新增的诸如中外政治史论方面的考题，爷爷成竹在胸，从容答对，据说得分很高，起码没有丢分。据此爷爷的读书感言是，不仅要探求其中深奥的道理，在精通上下功夫，还要结合大形势的变化，推测下一步社会需要什么，瞄准自己的薄弱点“极深研几”。爷爷的两次乡试，一次会试“三连冠”胜利，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他要是光会埋头读书，在“记问之间”做学问，恐怕连龙廷门都走不出来，更别说走出南阳府，步入“九龙廷”了。

　　三、爷爷每一件遗物、每一项遗产、每一桩轶闻都有故事，都有讲究，散发着浓郁的官场文化气息。譬如爷爷当山西“八府巡按”（即山西高等审判厅厅丞一职）上朝穿的蟒袍和手持的“朝笏”：蟒袍前后两个四方块“补子”，是后来专门缝上去的，而不是戏服或影视作品中那样，“蟒”、“补”连体，无隙无缝，紧密相连，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不叫“补子”了，这就是考究实物的价值。笏板长50厘米左右，宽约5至6厘米，上边呈圆形状，下边呈方形状。这首先是当“记事本”或“备忘录”用的，《礼记.玉笏》中说：“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命于君前，则书于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还是大臣们不能直面朝君的掩饰工具，奏疏官员举起笏板之后，皇帝看不到官员的脸，既避免了因眼神不对可能引来的杀身之祸，也掩盖了奏事官员的紧张表情；笏板还是官员身份的象征，不同级别的官员用不同材质的笏板。

　　再如，爷爷上朝时所戴的官帽，也叫“礼帽”，就是影视作品中清朝官员们戴的“大帽子”，只不过这里面有“夏凉帽”和“冬暖帽”两种款式。这当中又分“顶戴”和“花翎”两大部分。“顶戴”就是帽顶，外边有一圈黑色的檐边，中间是红色的帽帷。最高处缝缀顶珠，官员的品级不同，顶珠的材质和颜色也就大不相同。爷爷宣统年间当的是4品官员，官帽顶上缝缀的是深蓝色青金石（注：据此证明，谢桓武在宣统时期就仕途顺利，成为副部级官员了）。我穿过爷爷系有玉带的蟒袍，戴过爷爷的“顶戴花翎”，玩过爷爷的“笏板”，也曾按照戏剧中大臣朝堂上奏事的样子，模拟双手端玉带，然后举笏板，毕恭毕敬给皇帝奏事的样子……以上这些实物，文革中都当“四旧”烧掉了。要是不烧掉放到市博物馆当展品，肯定能让南阳的后人们增加点见识。

　　爷爷卖举人帽子买来的谢家大院，土改后到1980年前，是地区土产公司机关所在地，期间由“一进五”，变成了“一进四”，瓦房近百间减少到59间。尽管如此，仍旧是南阳中心城区保存比较好的民居古建筑大院。1985年后，有关部门将它与周边的杨家大院、徐家大院、泰古车糖公司大院组合一起，统称为“杨廷宝故居建筑群”，上报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申报为“国家级民居古建筑保护群”。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在申报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县级南阳市有关部门曾将“谢家大院”并入“徐家大院”，只叫“徐家大院”。时为南阳市化工厂厂长的我，找到了他们。接访的同志很客气，回答的却很可笑，你说这个大院是你爷爷卖举人买的，曾叫谢家大院，有房契文约吗？我笑着说，事情已过90多年，谁会保存那玩意？反正我是在谢家大院里长大的，一直住到1950年春土改时。我动情地对他们说，同志呀！私藏被没收土地的“地契”和被没收房产的“房契”，过去叫“保存变天账”，“企图复辟变天，反攻倒算”，是要遭批或被斗争的。1952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型企业厂长的我，会那样做吗？我今天来的意思，仅请求恢复“谢家大院”的名字，并不、也不能觊觎大院的产权。有关部门采纳了我的意见。现在看来，“谢家大院”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还是科举制度并非天衣无缝的南阳见证。

　　四、通过爷爷的大起大落，我看淡了人生，发现有些东西来的快，也丢的疾，世事无常，还是与世无争好。爷爷当上民国“参政院参政”，特别是当上“请愿团”文牍主任兼政事堂主任后，袁世凯给我们家送了个大宅院。面积大约十多亩左右，里面有亭台楼榭，池塘假山，还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台球场。在北京城能拥有这样的大宅院，这在当时不知道多少人垂涎三尺。那时候，爷爷们的生活虽谈不上“钟鸣鼎食”、“枕籍芬芳”，倒也算衣、食、用、喝、出行工具皆优，地上天堂。爷爷谈笑有鸿儒，往来多将相，出入九龙廷，伴驾袁总统：“居时为社稷之守，行时为羁旅之仆”。袁世凯确实对爷爷信任有加，所有的公文都先要爷爷起草、审定，再经爷爷钤印（把关、盖章），然后才下发或通电全国。爷爷给袁世凯最大的回报就是为他登基称帝写“诏书”。这虽然是一个污点，却是时天下第一御用文人的文字见证。

　　只是华屋山丘——富贵短暂。由于爷爷在给袁世凯当幕僚中锋芒毕露，过于受宠，被不同政见着所忌恨，以至于在西山参加会议吃饭时被人在酒里下毒身亡。对于这样的结局，爷爷不是一点也没有想到，而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喝。谁知殷勤劝酒之人竟是狠心的杀手。那杯毒酒刚刚下肚爷爷就发现很不对劲，立即乘坐大马车往北京家里飞赶，谁知走到半路就咽气了。

　　爷爷去世后，奶奶万念俱灰，主动放弃北京的大宅院，让三辆大马车拉着贵重物品，书籍细软，带着一家人仓皇回奔宛城谢家大院。又谁知，祸不单行，渡黄河时，又发生了沉船事故。让人蹊跷的是，10个大木箱子全部沉到河底，捞出来的8个箱子不是书籍，便是衣服，盛银元、古董、字画等昂贵物品的两个大箱子再也没有打捞上来。父亲一直认为，这次沉船事故很可能是毒死爷爷那一伙人故意制造的。爷爷留下的书籍有多少？反正几个大书架摆放不下。文革时红卫兵说我们家的书都是“四旧”，“毒气冲天”，为了自保我们把珍贵的古书当柴烧，足足烧了一个多星期。

　　五、关于爷爷衣锦还乡的情况。爷爷金榜题名之后，第一次回来先到唐县东谢营和南谢营，对这里的谢家一一进行回访。然后又到湖北枣阳拜谒唐县谢家的祖坟。最后才悄悄地回到南阳城本家，向父母及龙廷门谢家报告金榜题名中的细节，特别是甲辰年（光绪三十年）6月8日，慈禧和光绪在金殿接见新科273名进士的盛况，爷爷参加了这次接见，时宫廷文告上有名。

　　第二次回来是民国二年重阳节期间。当时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爷爷已被提拔为“参政院参政”。此时衣锦还乡，不仅毫无顾忌，而且风光无限。据说河南督军张镇芳派心腹官员和卫兵若干，用专车把爷爷从许昌火车站一直迎送到南阳城家里。南阳镇守使马继增，知府吴庆桐鞍前马后，全程服务。爷爷在南阳城西诸葛庵祭拜诸葛亮和到城东尚庄祭祖时，吴庆桐还派一个规模不小的军乐团为其捧场，把祭奠场面搞的隆重排场。爷爷每到一处，冠盖成群，前呼后拥，很有点“望云仰戴，夹道欢呼”（特别是南阳城的谢家和近亲们）的味道。这次回来，袁世凯还授爷爷“放县长”之特权，即发现有适合县长的人选或县长缺位的地方，即可先“放”后“奏”，然后补办有关手续。遗憾的是，爷爷这次回宛没有“放”一个县长，没安排一个人入仕，只挥笔给卧龙岗留下了“癸丑年重阳节游卧龙岗”的墨宝（从南阳市图书馆副馆长位置上退休的张蕾告诉我，1994年图书馆整理老照片时，王广礼老师指着民国初年多人参观诸葛亮庵的一张老照片说，当中这个人就是谢桓武。这一说法，得到了原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晓刚的证实）；给南阳城本家和大谢营谢家分别写了“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事无奇但率真”的对联。（“厚”字在这里有两层意思，厚与“后”谐音，还寓意必须有“后代”。爷爷深受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把为人处事的厚道和传宗接代的首要融合到对联内容中，可谓一语双关，一字两用。）正因为此，我们家大门上新春对联后都是按此副拓下来的：关于“率真”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度念成“卒真”，被父亲批评多次。这副楹联也成了爷爷毛笔字工整、遒劲、清秀、漂亮的实物见证。2013年国家拍卖的《晚清史实手札》中，收藏的20来个晚清官员毛笔字手书中，就有爷爷谢桓武写的帖子，其中一篇是以袁世凯名义写给朝廷的奏章。

　　最后我要说的是，提起爷爷谢桓武心里五味杂陈，难受多于自豪。南阳城里的谢家，特别是龙廷门这一支，没有得到谢桓武一点好处。以至于近族老一辈人挖苦说，谢桓武心里装着国家，装着袁世凯，唯独没有我们城里的谢家。其实这话也不全对，父亲谢士龙确实享受过爷爷的“余热”。爷爷去世13年后的1929年5月，杨虎城担任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师长，兼南阳守备司令。守备司令部文书孔繁营不知道听谁说谢士龙（又名谢禹农）是谢桓武的儿子，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还没有安排工作，便推荐给杨虎城。杨虎城欣然接受，亲自把谢士龙安排到南阳警备司令部当差。我父母亲结婚时，杨虎城将军不仅送来一份不菲的贺礼，还亲自当他们的证婚人，这在当时的南阳是顶级荣耀。杨虎城驻扎南阳城两年中，谢家大院“梅开二度”。

　　而我就不像父亲那样有幸了，不仅没有享受到爷爷“余晖”的荫照，却处处受到他所挣来的大地主成分的羁绊，以至于我三个女儿都不叫提他。我的语文功底和书法基础也算“家学渊源”，就是子孙父子相传下来的学问，不敢说根基深厚，至少算是书香世家吧？我还是南阳一高毕业生、1952年参加革命，谨慎几十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因为爷爷的原因1979年才“改正”，才入党、才当上企业的厂长和南阳石油公司的总经理。这绝不是嫌官小，发泄不满情绪，而是说爷爷经济上不该置买那么多的土地，太贪了；政治上不该攀龙附凤，登的太高，以至于害了自己，也害了后代。

　　话说回来，再仔细想，这怎能是爷爷的过错？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理念，评判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谢桓武。对我而言只能说，爷爷生下谢士龙，谢士龙生下我，没有谢桓武也就没有谢淯涵。穷人出身的爷爷能走出南阳，登上国家政坛的最高层，已经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给当时的南阳增了光。平心而论，谢桓武起码是刻苦读书，学而优则仕的典型，我为有这样的爷爷而骄傲！

谢淯涵

202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