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去任家大院探寻任白涛故居，是在冬月一个周末的上午。
根据地图指引，从人民路转向民主街。没有阳光，很冷，但府衙一条街已经热闹喧哗起来了。商铺琳琅满目，人来人往，充斥着盛世烟火。沿着民主街往前走，到了府衙门前，人就少些了。再往前走，简直是门庭冷落了。其实不过几百米的距离，却像落入另一个世界。
地图上明明说到了的，然而一行人来回走了两趟，却一直没找到任家大院。于是只好询问路边小店主人。其实问的时候心里没报太大希望，毕竟我们走了两趟都没看到。然而小店主人毫不犹豫地走出门来，向东一指，说，“喏，就在那里。”
循着小店主人所指的地方，走近去看，果然看到一个院落门口的左上方有一块小小的匾，上书“任家大院”。这块匾不起眼，而这门，其实只是一个窄小的门洞和已经斑驳生锈的红色铁栅栏。栅栏门是开着的，其实即便关着，从门外也能一览无余地望进来。
从门口进去，说是“任家大院”，所见只是一条长长的窄窄的通道。再往前走，二进院的过厅，抬头可见檩条刚健粗壮，能隐约看出当年气势。通道两侧的房舍，是瓦檐老房，木门矮小破旧，墙应该是砖墙，但被涂了厚厚的石灰水泥，看不出是红砖还是青砖。房舍看上去被分割成数户人家，门都是紧闭着的。通道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破旧的三轮车、一把废弃的木椅子，寂静无声地站立在狭窄的通道一角。
我们来探访任家大院，是因为眼前这个寂静破落的院子，曾经是任白涛先生的故居。任白涛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实践与新闻学术研究工作，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代表作当推《应用新闻学》和《综合新闻学》。
1890年，任白涛出生于任家大院。父亲早亡，任白涛依靠伯父任学椿长大成人（任学椿，清光绪年间举人，曾于1907年创办南阳县师范传习所，后几经变迁移，即南阳师范学校）。任白涛幼时接受长期的传统文化教育，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并且展现出对报纸的强烈兴趣。他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自言“少小之时，即嗜报纸成癖”。
1907年，任白涛赴上海医病兼求学。1910 年任白涛前往开封，成为《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等报馆特约通信员，期间写下大量新闻通讯，为他日后的新闻学术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916年，任白涛东渡日本留学，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政治经济科。因为酷爱新闻学，留学期间主要修习新闻学课程。并于当年开始著述《应用新闻学》，至1918年完稿。彼时中国尚无应用新闻学著作出版，任白涛此书实为中国新闻学学术著作的开山之作。在此期间，任白涛与周恩来、王拱壁交往密切。
1922年，任白涛迁居杭州西湖灵隐寺，创办中国新闻学社，自费出版《应用新闻学》。期间，除了新闻学术研究与实践，同时就教育与妇女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1935年，任白涛开始着手写作《综合新闻学》一书。到1937 年，任白涛《应用新闻学》已出至第六版，足见其影响之大、受众之广。
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已在上海生活多年的任白涛举家离沪，临行前写成《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书稿。1939 年写成《日本对华的宣传政策》书稿。同年，在与周恩来的会面中，任白涛表示希望到延安为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略效力。但考虑到任白涛长期体弱多病的身体状况，周恩来介绍任白涛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校设计委员，从事对敌宣传工作。1941 年，听从周恩来建议，任白涛成为湖北恩施《新湖北日报》首任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前夕，受邀出席北平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得到周总理的接见。
任白涛是同邵飘萍、戈公振等一样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重要新闻学者，他历经晚清、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新中国等多个历史时期，在新闻界辗转沉浮四十余年，在抗战之时，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抗日新闻宣传事业当中。
任白涛强调报纸对一般社会大众的知识普及的重要作用，认为新闻学应纳入常识教育。对于新闻记者的素养，任白涛认为新闻记者应具有健全的常识、刚健的意志以及担当精神。他说：“新闻记者因其职务之尊严、地位之崇高，故当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精神。笔可焚而事实不可改、身可杀而良心不可夺。若此浩然精神所赖以培养而保持者，刚健之意志力也。”
新闻伦理思想方面，任白涛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真实、客观、公正，以一般社会道德为基础，不可揭露他人隐私，不应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他说：“卑猥、残忍或与人以大不快之感，及其他背乎善良风俗等事，皆无新闻价值。”对违背新闻伦理的行为应予坚决制裁。
任白涛还是对“女记者”群体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在《应用新闻学》《综合新闻学》两本新闻学著作中，皆有专门章节探讨“女记者”。除了抨击当时社会歧视女性的现象之外，任白涛对“女记者”问题的关注还由于他对女性职业身份的认同和尊重。他认为“女记者”在新闻采写的某些方面诸如关于文学、美术、家庭、婚姻等问题的探讨，是比“男记者”更为细腻优秀的。
任白涛的新闻思想，在今天这个“人人皆是自媒体”的时代，依然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指导意义。
任白涛性格刚正，著述丰富，对于教育、婚姻、恋爱、男女平等等问题都有独到认识和深刻见解，终其一生，任白涛都未曾离开过他所热爱的新闻事业。是中国早期新闻实践和新闻学术史上的探索者和集大成者。
1952年8月31日，在应周总理邀请准备赴京工作之际，任白涛不幸突患中风，病逝于上海。一百多年过去了，斯人已逝。不远处的府衙小吃街热闹喧腾，任家大院安安静静地伫立在这里，瓦檐青苔，任时光流逝。
从“任家大院”出来，临街看到一扇小小的很有年代感的木门，门开着，望过去是狭长深远的小院，院子里许多鲜艳的花草。一行人都被这关不住的花色吸引，碰巧一身红色冬衣的女主人提着水壶出来浇花，征得主人同意进院观赏。长长的院落里摆满了各色花草，娇艳的花，碧绿的叶，生机勃勃，都有着冲破这灰暗冬日的光泽。
问女主人可知道任家大院？女主人说“知道呀，好多年了。”又问是否知道任家大院曾经的主人，女主人说“那就不知道了，院里住了好几户人家，都不姓任。”
任白涛虽一生清贫，但治学严谨、坦荡无私，这样的家风影响下，任家后人亦多优秀人才，活跃于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文/南阳理工学院 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教研室 白红霞）
（文中引用皆出自任白涛《应用新闻学》《综合新闻学》）
编辑：赵若雨 校审：贾红英 责任编辑：张中科 监审：黄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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