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纪念朱自清、冯雪峰两诗人_文旅_新闻

关注南阳网

微博

Qzone

那是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纪念朱自清、冯雪峰两诗人

2023-10-24 22:55

来源:南阳网

作者: 王超逸

【编者按】

朱自清先生、冯雪峰先生都是著名诗人，为我国新文化、新文学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朱自清先生是广大中学师生最熟悉又最亲切的散文家，冯雪峰先生是文艺理论家、“鲁迅学”的奠基人。今年正逢朱先生诞辰 125 周年，冯先生诞辰 12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本报特刊载王超逸同志撰写的《那是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纪念朱自清、冯雪峰两诗人》一文，以为纪念。

那是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纪念朱自清、冯雪峰两诗人

王超逸

【内容提要】

朱自清，现代诗人、现代散文家、学者、反帝民主战士；冯雪峰，诗人、鲁迅研究专家、现代寓言家、文艺理论家、共产主义战士。朱自清与冯雪峰既是师生，又是文学上的同道，思想上的战友。

文章把朱自清、冯雪峰两代学人放诸百年历史的宏阔视域里，以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为主线，坚持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论从史出，以哲学的概括，史学的发掘，文学的感受做审慎的同情式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文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意义上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探讨百年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

一

1898 年是中国的戊戌年，这一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运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诞生；这一年，朱自清诞生。救亡、启蒙、现代化、民族复兴成为百年中国的时代主题。

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本文以朱自清、冯雪峰二位学人个案为例，试作探讨。

假若我是冯雪峰，假若我是朱自清，假若我是冯福春，假若我是朱佩弦，历史将如何定格我？历史将如何回望我？

朱自清（1898——1948 年）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冯雪峰（1903——1976 年）原籍浙江义乌。朱自清，现代诗人、散文家、学者、反帝民主战士；冯雪峰，诗人、鲁迅研究专家、寓言家、文艺理论家、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师生，又是文学上的同道，思想上的战友。1945 年，冯雪峰在重庆，朱自清回成都时飞抵重庆，看望了他的学生冯雪峰。解放战争时期，冯雪峰在重庆、上海靠卖文为生，先后写下了《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有进无退》杂文集，写了《雪峰寓言》、《回忆鲁迅》、《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结集出版了、《真实之歌》、《灵山歌》诗集。朱自清对《乡风与市风》予以及时评价和鼓吹，题目是《历史在战斗中——评冯雪峰<乡风与市风>》，费时月余，发表在由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1945 年 9 月 1 日、第九十一期）杂志上。该文指出：“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渐久远了。”

朱自清于 1948 年 8 月 12 日去世，冯雪峰久久难以释怀，先后两次写出了悼念他的老师的文章：《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悼朱自清先生》。单从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可推测冯雪峰的冷峻峭拔，沉郁顿挫。对这两篇文章，冯雪峰终身都不满意。他自述说：“几次想写一点更为私人的纪念文字都没有写成”。我翻遍《冯雪峰全集》和“年谱”，也没有找到他的第三篇悼念老师的文章。从已发表的两篇文章看，都是站在大历史的角度，站在当下，站在政治，站在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站在社会与阶级的立场，来对他老师的定位和纪念。他的希望站在私谊的角度来写的纪念性文字的东西，最终没有行诸笔端，给历史留下了空白和缺憾。那么，作为学生的冯雪峰对他的老师从私谊的角度，他将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问号，让代代后来者在不断地拷问、探寻。

二

朱自清比冯雪峰大五岁，享年整整五十岁。他倒在了“历史在战斗中”，战斗在历史中。一年之后，一个新生的政党建立了一个新生的政权，但是他闭上了眼睛，他没有看到。

冯雪峰比朱自清小五岁，享年七十三岁。他死于 1976 年元月 31 日，是农历的大年三十。当年，周恩来去世，毛泽东去世，江青集团覆灭，历史在十月揭开了新的篇章，但是，他屈辱地死了，他没有盼到天亮，他倔强地闭上了他的眼睛。

二人共同的导师和战友是鲁迅。朱自清对鲁迅是敬重的，他们之间相差 17 岁。1926 年 8 月 30 日，朱自清和鲁迅在上海曾晤面。1930 年代鲁迅回北平省亲，朱自清曾两次登门邀请鲁迅到清华作演讲，遗憾的是鲁迅都婉言谢绝了。北京星星文学社《文学周刊》第十七号发表周灵均《删诗》一文，把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朱自清等人《雪朝》以及其他许多新诗集，都用“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话粗暴地加以否定。为此，鲁迅写《“说不出”》一文，抨击这种“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的恶劣倾向，确立和守护了新诗的地位，也呵护了朱自清们的“野草”的勃勃生机。在朱自清的一生中，以鲁迅为主题，朱自清写过两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鲁迅先生的杂感》，从文章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肯定了鲁迅的贡献，提出学习鲁迅的优点。朱文写得平实，不像建国后的左派理论家写鲁迅时的调门高得吓人。从朱自清与鲁迅的交往和评价看，可以说是敬而不亲，保持了冷峻和距离。

朱自清生于 1898 年，恰是国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的元年，也是康梁仓皇逃至日本的那一年，也是六个大丈夫在菜市口喋血的那一年。那一年是戊戌年。20 年后，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由他倡导的《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中国的启蒙和救亡的潮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朱自清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推动者，他与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他被选为第四组书记，在北京市民、平民和工矿工人中进行宣讲。1923 年 3 月他发表了长诗《毁灭》，震动了文坛，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也是在 1918 年，那时，北大作为中国新文化思想的策源地，吸引了来 3自民族四面八方的一批批学者和年轻人，他们都辐辏到这个策源地追寻一个救国图存的大梦。这一年，年轻的毛润之，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也从南方追寻到了北平，也厕身到了北大，进了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助理员。那一年，毛润之 25 岁，他长朱自清五岁。

远在浙江金华义乌神坛村的农民儿子冯雪峰，1921 年他的学籍列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中等学校，但是在“五四”时期，却与北京大学同享美誉，被誉为“南方最革命的学校”。该校坐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那时有被誉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太白、夏丏尊、李次之，有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作家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都执教该校。该校校长是著名教育家经亨颐，他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先进教育思想。1921 年 10 月 10 日，朱自清、叶圣陶组织成立了文学社“晨光社”，冯雪峰、赵平复（柔石）等参加了“晨光社”。几个年轻人一起相约，先后出版了诗集《湖畔》、《春的歌集》。由此，年轻的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还有魏金枝、谢澹如蜚声文坛，从此，这几位少年被誉为“湖畔诗人”。朱自清对他的弟子冯雪峰等予以及时评论和提携，这批年轻人的诗风诗潮迅速引起了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的热情关注和扶持，这是冯雪峰的第一次诗潮的涌动。《湖畔》内收冯雪峰的诗 17 首，《春的歌集》内收冯雪峰的诗 12 首，两集共计 29 首。

《湖畔》结集出版后的第九天，朱自清立刻发表了《读<湖畔>诗集》一文，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进行评价和鼓励，他说：“《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底风格；少年的气分充满在这些作品里。这因为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他们住的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他们究竟不曾和现实相肉搏，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少清新的意志。就令有悲哀的景闪过他们的眼前，他们坦率的心情也能将它融合，使他再没有回肠荡气底力量；所以他们便只有感伤而无愤激了。——就诗而论，便只见委婉缠绵的叹息而无激昂慷慨的歌声了。但这正是他们之所以为他们，《湖畔》之所以为《湖畔》”。时隔 13 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又高度肯定了冯雪峰等湖畔诗人爱情诗的意义与品格。他指出：“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朱自清肯定了冯雪峰等“五四”诗人“是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 “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不久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就退却了，新文化阵营也迅速分化。冯雪峰也和他的兄长和同龄人一样跑到了严寒的北方。他也来到了北京大学深造、寻求和历练，深造的是学业，寻求的是真理，历练的是品格。他没有正式的学籍，是个漂泊者。他拿了同学潘漠华的学员证，厕身北大，他只能趁别的同学外出办事的空闲爬到同学的床位上暂时休息一会儿。为了生计，他当过家庭教员，当过校对员，挣铜板以换烧饼。这期间冯雪峰有幸听过鲁迅的课，他认识了鲁迅，但是鲁迅不认识他。

朱自清是北大哲学系毕业，那一年是 1920 年 5 月。冯雪峰与朱自清在北大是前后脚，但是他们失之交臂。冯雪峰与毛泽东在北大也是前后脚，也失之交臂。朱自清、毛泽东与邓中夏、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胡适、张申府、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杨昌济在北大的脚印是有重叠的。冯雪峰与毛泽东的相同处，二者皆是只身闯北大。毛泽东年长冯雪峰 10 年。1927 年大革命失败，李大钊凛然地、从容地走向了军阀的绞刑架，在这血雨腥风中，“偷生者叛离，懦弱者动摇，悲观者消沉”（冯夏熊语），而冯雪峰于是年六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个终身献身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不屈的战士。他在一本翻译著作的译稿扉页上写下了“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的题词。军阀政府搜集到了这部书稿，冯雪峰遭到当局通缉，北京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由北漂变成了南渡。他只身南下到了上海。这一年，29 岁的朱自清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荷塘月色》，次年朱自清写出了他的随感录《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在文中，朱自清向老朋友萍（沈雁冰），郢（叶圣陶）、火（刘薰宇）、栗（不详）倾吐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思考。“1927 年国内政坛的剧烈变动，引起朱自清思想的极度彷徨苦闷。经过痛苦的思索清理，他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生活准则，说:“我在 Petty Bourgeoisie 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 Petty Bourgeoi - sie 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 Petty Bourgeoisie 的。离开了 Petty Bourgeoisie ，我没有血与肉。………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由此，朱自清遁入书斋和教学。

朱自清有着文学创作的天资、天赋。1925 年他写出了《背影》，出版了散文集《踪迹》，从此奠定了他的现代散文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为稻粱谋，他行走于扬州、温州、宁波、杭州之间。他的贤淑的结发妻子武钟谦，相夫教子，理解体贴丈夫。总的说，教学工作虽然辛苦，奔走于阡陌山水间，与父亲的不和，虽然一时造成朱自清精神的郁闷，但是朱自清的生活是充实的，同事之间的和睦关照给他带来温暖，师生之间一群年轻人的歌哭歌笑，给他的心田带来滋润、生机。朱自清一边教学，一边沉潜于学问，他有意暂时隔绝外面喧嚣纷攘的现实世界、社会人生，遁入书宅，以他的勤奋、踏实、认真、一丝不苟，在一边做着学术的积累，学术的训练，做着学术史和诗歌史的预留，而作为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仕”的一员，一边又在思考着个人的大方向，在作为学者，密切洞察着历史的大方向大动脉哪里走。

三

历史的机遇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1925 年，28 岁的朱自清经他的老友、学者、世家子弟俞平伯和大学者胡适推荐，朱自清又回到了北平，到了清华大学任教，从此结束了在江浙一带五年飘荡的生活，开始了终年服务于清华的历史新篇章。1930 年，33 岁的朱自清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年六月，朱自清在《清华周刊》第 35 卷第 11、 12 期合刊“向导专号”发表了《中国文学系概况》。该文向有志报考清华中文系的青年介绍该系概况。朱自清强调了中文系在创造新文学方面的使命。他说:“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 现在中国社会还未上轨道，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机关，她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与力量。创造新文学的使命，她义不容辞地该分担着。”

那时清华文学院的院长是冯友兰，校长是梅贻琦，清华汇集了一时之选—— 鸿儒硕学、一代俊彦，风云际会，星光灿烂。“七七”事变后，清华根据政府安排，实现战时南迁，朱自清也随时代的洪流从北平辗转到昆明。作为系领导的朱自清，以他文学创作的实绩，践行着中文系的使命，赓续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又以文学研究的扎实的作风与成就开拓和引导着中文系的方向和道路。他埋首于古典文学。国家之难，家庭变故。1929 年 11 月 26 日，32 岁的原配妻子武钟谦抛下了三子三女，撒手人寰，别他而去。多年后，朱自清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给亡人的至情至性的一封悼亡信：《给亡妇》。

朱自清穷困潦倒，生活的窘状无以复述。人们看到在昆明和重庆的街道上，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他披着一件赶马车人披的毡披风，俨然是位孤舟蓑笠翁。为了筹集由昆明到成都的盘缠，他当掉了家中一个砚台、一幅字帖、一张床等值钱的东西，仰天长叹，奈何？奈何？莫可名状。

国舛家难并没有挫伤朱自清的斗志，士当弘毅，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作为讲坛上书宅里的学者，朱自清的学问日进，日积月累，他先后写作、结集、出版了：

1、《踪迹》（1924.12）

2、《背影》（1928.10）

3、《欧游杂记》（1934.9）

4、《你我》（1936.3）

5、《经典常谈》（1945.5）

6、《新诗杂话》（1941.9——1947.12）

7、《古诗十九首释》（1940.2——7）

8、《精读指导举隅》（与叶圣陶合作，1942.3）

9、《略读指导举隅》（与叶圣陶合作，1943.1）

10、《伦敦杂记》（1943.4）

11、《诗言志辨》（1944.12）

12、《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作，1945.4）

13、《犹贤博弈斋诗钞》（1945.7）

14、《标准与尺度》（1948.4）

15、《语文零拾》（1948.4）

16、《论雅俗共赏》（1948）

涉及的领域包括：

一、职业与娱乐；

二、诗歌史研究；

三、批评史探讨；

四、《诗言志辨》；

五、小处下手与大处着眼；

六、语义学与考据学的融通。

朱自清在为更宽广、更深邃的学术的开掘埋下深深的伏笔。但是，他的灵魂并不安宁，一直在骚动。“那里走”的时代之问时常撞击着他，时常在他的脑际翻腾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电文

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分转蒋介石先生、毛泽东先生大鉴:

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庆，国人方庆：外患既除，内争可泯；莫不引领企望：商协早得结果，统一早成事实，新中国之建设早获开始。顾谈商已逾月，外间第传关于地区之分辖有异议，军额之分配有争执；而国人所最关切之民主政治之实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议会之召集，转未闻有何协议。诚所传非虚，则谈商纵有结果，亦只是国共两党一时均势之获得而已。既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国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难。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敢请先生等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再定一联合政府于最短期内举行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大法，以产生立宪政府。必如此，一切政治纠纷乃可获致圆满之解决，而还政于民之口号乃不至徒托空言。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前，国共两党既为今日中国力量最雄厚之两大政党，先生等又为其领袖，故刷新政治，改正方向，先生等实责无旁贷。当今除旧布新之际，有数事应请特别注意，并立即施行者。十馀年来，我国政权实际上操于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介石先生领导抗战，矢志不渝，自为国人所钦敬。惟十馀年来，政治上之种种弱点，如用人之失当，人民利益之被漠视，以及贤者能者之莫能为助，其造因为何？诚宜及时反省。今后我国无论采用何种政制，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此其一。十馀年来，由于用人之专重服从，而不问其贤能与否，遂致政治道德日趋败坏，行政效率日趋低落。即自日本投降以来，收复区人事之布置，亦再再使人惊讶失望。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庶我国可不致自绝于近代国家之林，而建国工作乃能收效。此其二。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今后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为旧军人或新军人，隶国民党之军人或隶共产党之军人，皆不应再令主政，此其三。奸逆叛国其罪莫逭，政府纵恻隐为怀，不将大小伪官一一加以惩处；而元凶巨慝及直接通敌之辈，绝不可使逃法外。须知过于姑息，便损纪纲，忠奸不分何以为国，此其四。以上四者，皆属今日当务之急，亦为国家根本之图。先生等领导国内两大政党，倘刷新政治，改变作风之决心一经表明，目前政治上之纷乱局面可立归于澄清，而来日宪政之实施亦可大减其阻力，抑更有进者，民主制度之所以能风靡全世界，而战胜反动集团，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乃因其能令全国人民之意志为国家之意志，以全国人民之力量为国家之力量。故真正民主国家，其政府对于个人之价值与夫个人之人格与自由，莫不特别重视，对于全体人民之智慧亦莫不衷心信赖。先生等领导大党责逾寻常，务望正心诚意，循宪政之常轨，以运用其党力，诚能以实际之措施，求人民之拥护，借人心之归向作施政之指针，则一切纠纷自然消弭矣，夫导国家于富强康弱之域，其道自重，人民始而树立宪政轨范，心理上之因素尤为首要。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率直陈词，尚乞察纳。

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

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注：此文是孙敦恒同志在清华大学档案中发现。经访问当时在这封信上签名的陈岱孙先生，他说：“领衔发起写这封信的，是张奚若先生；但起草这封信的，肯定是朱先生。”（《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散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年 3 月版本。故，谨录 9于此，以见证朱自清之风骨与思想之脉络。）】

还在前一年的 1944 年，朱自清就在热望新中国。他为热望中的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经济的现代化方向做了极目所及的瞻望和勾画。

新中国在望中

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

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坦克车，军舰;我们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们要有无数的“机器的奴隶”给我们工作;穿的，吃的，住的，代步的，都教它们做出来。我们用机器制造幸福，不靠神圣以及不可知的力量。

中国要从民主化中新生。贤明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 他们和民众面对面，手挽手。他们拉着民众向前走，民众也推着他们向前走。民众叫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集中民众的力量。各级政府都建设在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上，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这是民治，民有，民享。

中国要从集纳化中新生。地广民众的中国要统一意志与集中力量，必得靠公众的喉舌，打通层层的壁垒。报纸将和柴米油盐并肩列为人们的“开门”几件事之一。这就是集纳化。报纸要表现时代，批评时代，促进时代;它不但得在四万万人的手里，并且得在四万万人的心里。它会给你知识，给你故事，给你诗，教导你，安慰你，帮助你认识时代，建立自己，建立国家。

是的，在我们面前的是胜利的中国，在我们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国。可是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新中国不会到我们手里!

1944 年

1946 年，在昆明街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应声倒下，这枪声将朱自清从书宅之中牵引出来了。他毅然参加了在成都的李公朴、闻一多的公祭大会。面对这凄厉的枪声，当时好多社会名流都躲起来了，但是朱自清走向了舞台的中央，发表了演讲。闻一多的遗著的编辑出版，朱自清是积极的组织者、主持者、参与者。他为《全集》写了序言。该文分析了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和斗士的三个人生时期，高度评价了闻一多诗人、学者和斗士三者合一的人格，指出：“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的热烈的恋爱与工作。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 ‘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他以史家的眼光评价了闻一多的学术地位和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和价值，历史的推力，朱自清本人也由此实现了由学者到民主战士的遽变。黎明前时代的肉搏，使已沉寂多年诗的怒吼的迈入中年的学者，又“老夫聊发少年狂”，放吟出了这样的铿锵诗句：

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

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朱自清《挽一多先生》，1946 年 8 月 16 日）

1947 年 2 月，朱自清创作了他多年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纲领性论文《：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该文分析了中国文学标准与尺度的衍变发展和“五四”以来平民对文学标准和尺度的影响，他指出：“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士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 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受教育的越来越多，这条路上的人也将越来越多，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的。大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如此。表面上好像只是求新，其实求新是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后来的读者，不难体味到。当年朱自清的内在张力和心理的急促。作为学者，做学理的研究，需要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在现代科学文化的高度上，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反省，然后才能有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而时代所提出的救亡主题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忧患意识，又妨碍他们平静地进行职业性研究。

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由南渡北归，由冯友兰起草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是这样表述这一次南渡北归的意义，以此表达了对未来的“旧邦新命”的新社会蓝图的殷殷的期望：“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神京复，还燕碣······纪嘉庆，告来哲”。

朱自清在复校后的清华忙碌着，他的精神是舒畅的。他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学校评议委员会委员。他与师生一起扭秧歌。他牵头并积极组织教授在“停止内战、呼吁和平”的宣言上签字。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郑重签了名。临终他还告诫家人不要领取政府配给的美国救济粮。“签名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日记》）。” 为此，建国前的毛泽东在 1949 年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评价朱氏行为的意义：“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的命运似乎到这里就可以盖棺定论了。

前几年我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二楼的玻璃柜里面，我亲眼看到了在朱自清逝世后，社会各界名流在治丧委员会布置的一领素绢上的签字。我在这领素绢前沉默良久。后人在回望朱自清走过的半个世纪的簇尔背影时，似乎对他的大大的问号也找到了部分答案。其实朱自清是幸运的，他生当其世，死当其时，但是却未必死得魂安。他人生仅半百，学问、事业、思想仅在跋涉的中途。

在他逝世的当时，各界名流都发表了纪念感言，王瑶、徐中玉、臧克家、冯契、闻家驷、冯至、林庚、朱光潜、俞平伯、李广田、余冠英、杨振生、沈从文、吴晗、曹靖华、姚雪垠、孙伏园、叶圣陶、游国恩、王统照、郑振铎、许杰、郭绍虞、缪钺、钟敬文、赵景深、浦江清、冯友兰、茅盾、冯雪峰。

茅盾在《悼佩弦先生》一文中说：“在新文艺运动中，朱先生的贡献不在冲锋陷阵，而是潜研韬略，埋头练兵。他的著作不多，但我深信这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新文艺史上卓然自有其地位”。

冯雪峰连写两篇文章，也意犹未尽。

冯友兰在《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一文中将闻氏与朱氏并陈，他说: “闻一多先生和朱佩弦先生是一代的学人作家，也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基石。他们二位先生文学的创作，作风不同，为人处世，风格亦异。一多宏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言；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

时隔 56 年后的 2004 年，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在《耳读<朱自清日记>》一文中，又复活了在少女心目中的当年的朱自清的历史背影。“我们在日记中看到的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常常借钱借米，他自谦得有时甚至有些自卑，总觉得自己的学术地位不如人”。“记得他去世前数日，父母到医院看望，也带着我。我站在母亲身后，朱先生低声问了一句：‘你还写诗么？’我嗫嚅着，不敢大声说话。他躺在那里，比平时更加瘦小，脸色几乎透明。那时我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只觉得父母亲的脸色都很严肃。五十余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院子和病榻上朱先生几乎透明的脸色。”

一向中庸温和的汤用彤对于闻一多的流星般的陨落，愠怒大于痛惜。

历史到这里，也许这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朱自清的晚年，匆匆登场，匆匆谢幕。

四

历史对大学者、大学问家的真正大考是在公元 1949 年的 10 月，这时已不是密集的枪声，而是隆隆的炮声，在惊醒每一个大学者——“那里走”？

冯雪峰从重庆辗转到了上海。在 1948 年，淮海大战即将落下帷幕，病中的长子冯夏熊曾为历史留下了父亲的一幅目光和剪影：“有一次我睡醒过来，却遇着了喜悦的目光，他弯着身子看着我，他的脸几乎挨着了我的脸，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快解放了！’他的眼泪却大颗大颗地落到了我的脸上。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眼泪。我想起了在清醒时曾听他说过的淮海大战，我还觉得了流进我嘴里的他的眼泪的苦涩味道”。

这是一位鲁迅的学生和战友，真正读懂了鲁迅灵魂和历史脉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是被胡乔木感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个半”理论家而占其一的人。“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快解放了”！历史似乎在他面前没有画出大大的问号。冯雪峰留在了上海，成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作为晚辈的王锡荣这样阐明此时冯雪峰的心路历程——“解放了，这时是没有理由不大展宏图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活动余地仍然是很有限的。潘汉年这个当年的创造社小伙计，“左联”时期的同事，这时候当了副市长。周扬更是当了文化部副部长。连他当年的交通周文都当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秘书长。当黄源当了华东文化部副部长时，雪峰却只是一个虚的“委员”。他只能做具体工作，来搞“鲁迅著作编刊社”，这无论从他的资历还是能力来说都实在太不相称。”

从留下的文献看，此时，他没有半句牢骚，半句怨言。但是从他没有留下的文字解读，他的心中又是怎么想呢？他是全程参加过长征的为数不多的大知识分子，1934 年在瑞金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出任苏区党校教务长（校长是张闻天，副校长是董必武），旋即，又改任副校长，（校长是李维汉）。此时的他与落魄中的毛润之经常在一起长谈，谈话的主题集中在鲁迅。1936 年 4 月，冯雪峰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之命，作为中央特派员潜回上海。在鲁迅生前的 1936 年，他写出了《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此文，鲁迅生前予以肯定。33 岁的冯雪峰明确提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社会批评家、艺术家的定位和更为丰富的独立见解。众所周知，毛泽东在 1940 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三家”“五最”的观点。冯雪峰提出观点时鲁迅活着，毛泽东提出观点时鲁迅死了。

冯雪峰 1951 年到北京来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他个人意愿的。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中宣部、文化部的头头是周扬、夏衍，这一任命是周恩来的意见。冯雪峰曾推脱，与巴金商量请巴金出任，智慧的巴金没有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作为党员的冯雪峰只好服从周恩来的安排。

君子怀璧。到此，历史的问号已经很明显！

到此，冯雪峰的命运已成宿命！

鲁迅的战友和学生，鲁迅的精神上的知己，他们共同编辑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8 种），共同发起成立了“左联”（成立于 1930 年 3 月 2 日）。由他笔录了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历史文献，由他和鲁迅秘密编辑、著文、发行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1931 年 4 月 20 日他们两家在上海合影留念纪念这次事件。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引述的柔石从狱中托人转来的那封信，收信人就是冯雪峰。1936 年 4 月雪峰回上海后，为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与鲁迅、胡风共同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后期的几篇重要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因鲁迅在重病中，冯雪峰受鲁迅嘱托，代为起草并经鲁迅修改定稿的鲁迅生命晚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冯雪峰于是年的 8 月 27 日写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以期从理论上总结和探讨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是冯雪峰的理论贡献。该文后面他特地补写了《附记》。刘少奇（署名“莫文华”）在《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中，对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

1949 年之后周扬们飞黄腾达，春风得意，占尽风流。1942 年延安整风对于文艺问题已经树起了党的文艺的标准，从解放区到国统区，聪明的文化人都在表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冯雪峰也表明了他的立场和观点，1946 年连续写了《题外的话》、《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至此，历史的逻辑必须导出冯雪峰的命运，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者，一个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一个中国新文学的参与者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无可替代的领导者，一个鲁迅精神的笃实的承托者、守夜人。

一句话，他一肚子不合时宜。

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后来作为该社掌门人的鲁迅学专家、出版家的晚辈陈早春在 1984 年写的《在鲁迅的旗帜下》一文中指出：

“······雪峰那些建立在对鲁迅创作道路、创作成就总结基础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我们无暇在此缕述分明，其中也许难免瑕瑜互见，但他作为第一个提供打开宝库钥匙的人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在这一点上，雪峰倒是很象俄国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通过对普希金的分析，为现代俄国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他对果戈理的分析，阐明了俄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时代。他为俄国读者塑造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光辉形象，为俄国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俄国文学史的撰写奠定了美学基础。雪峰也是这样。他通过对鲁迅的分析，为我国新文学找到了源头，为我国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和现代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美学基础，也为我国广大读者塑造了鲁迅的光辉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当然有赖大家的雕琢，但其基本轮廓却是雪峰勾勒出来的。”

“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对鲁迅的科学评价上，雪峰与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一致，甚至用语都相同。本来，雪峰的这一评价先于毛泽东同志的发表，但我们没有必要龈龈于这一评价的发表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一评价，都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出的。在这种理解上，雪峰的思想，大致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的许多有关的言论，并不是在他精读了毛泽东同志后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照本宣科,而是通过了自己深刻的观察和思考。

三、在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雪峰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和短论《题外的话》。这两篇论文，特别是后者，多年来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是我们仔细对照来看，不难发现雪峰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作为指导思想，并在总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去开展自己的论述的，而且还力图为毛泽东同志的不少重要观点，或提供文学史上的根据，或从不同的侧面予以补充阐述，以尽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职责。当然，他的“补充”，特别是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例如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断，是与毛泽东同志持不同见解的，特别是与有些理论家对这类观点、论断的阐述与发挥，是存在着分歧的，而这种分歧，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致使雪峰最终陷入没顶之灾。这个问题的是非，这里不能详谈，只好容后“再探”了。但是可以断言，这种分歧是基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分歧，我们不应该害怕这种分歧，更不应该在同一战壕中又构筑高垒。”（陈早春：《绠短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7 月第一版）

冯雪峰是幸运的、幸福的，是完美的，是历史大悲剧的主角。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被宙斯锁到了高加索山上，日日让雄鹰啄他的心，让雷电霹雳他。从古希腊直到今天，在这座山上与普氏并列的，有夸父，普罗米修斯，哥白尼，布鲁诺，方孝孺，鲁迅，冯雪峰，梁漱溟，顾准。

天赐塞翁千里驹

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御术

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

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

祸福玄谈只自欺

（冯雪峰《塞童》， 1963，8，30）

嫦娥性急未深思

咽下仙丹即起飞

只道月宫绝浊俗

不知上界尚清凄

对空曼舞难寻伴

遣夜幽谈又与谁

最是还乡也不得

上天有术下无梯

（冯雪峰《未深思》，1963，9，18）

1981 年青年作家密乃闳在《萧萧秋风忆故人——纪念冯雪峰同志》一文中，曾这样留下了冯雪峰在风雨中的雕像：“记得 1970 年夏天，专案组要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有关事件，雪峰同志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作了介绍。专案组负责人对他所说很不满意，大发雷霆，骂他是‘臭右派’、‘死顽固’、 ‘沆瀣一气’，要挟他‘想想处境’，‘慎重考虑’，老人对讹诈、威胁、淡然置之。” “事后，我颇为不解地问他，他听了双眉紧蹙，微微摇头，沉思着，意味深长的说：‘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才是坚持党性原则啊。历史就是历史嘛，既不能篡改，也不能抹煞，应该让它永远保存下来······’”

2016 年 12 月，由陈早春领衔主持的《冯雪峰全集》首发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行，《全集》中首次披露了中央允许解密的部分函电，披露了冯雪峰 1936 年 4 月到上海之后与延安中央高层的电文往来，披露了 60 万字的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外调材料。水落石出，真相大白。60 年，自 1957 年到 2016 年，半个多世纪又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的书页并不发黄，耿耿汗青戳穿了周扬、夏衍的谎言，戳穿了 1957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以头版通栏篇幅宣布的冯雪峰是“三十年来一贯的反党分子”的弥天谎言。

雨止了，

操场上只剩有细沙。

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息地动着。

不能进退前后，

也不能转移左右。

但总不息地动呵！

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呀！

冯雪峰《雨后的蚯蚓》1921.11.26 写于杭州）

冯夏熊在《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一文中说：“他们之中自然有另一种类型的人。这是一些倔强者，他们能咬牙，肯牺牲，在委屈下坚持，在绝望中希望。他们的最大长处，就是甘于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承受这历史的磨难。这一群，就是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他们一肩肩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优良的过去和美好的将来。

冯雪峰就是这行列中的一员，虽然他已经死了。

然而苦难重又降临，这一回已经是浩劫。不过，被钉上耻辱柱的，已经不只是冯雪峰和他的朋友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还有整个党，也被钉在其上。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冯雪峰死于肺癌，时年七十三岁。当年，中国共产党就拔掉了民族的耻辱柱，开创了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的新时期。”（《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 7 月第一版）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切，只能算是在遥远的地方，在疾驰的车厢里，回望一下这长年封冻的雪峰。它寒光逼人而耀眼，而且它经历过多次雪暴，一片迷茫，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它的峰脊。聊可欣慰的是，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是雪盲了,到底看到了这迷茫的雪峰！（陈早春：《回望雪峰》，2003 年 6 月 24《文艺报》）

五

我们这个党是个伟大英明的党。它有自我更新、自我清理、拨乱反正的能力；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同化力、包容性的民族。在它的国民性的血液和灵魂中，普遍存在着阿 Q 主义的民族文化的屈辱史、伤心史、奴才史；在他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中，又有着从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鲁迅、朱自清、冯雪峰遗留下来宝贵的民主性的启蒙史、孤忠史、觉醒史、爱国史。

有学者指出，评价历史，要以世纪为时间单位，我认为要以千年为时间单位。今年是中共建党 101 周年，鲁迅诞辰 141 周年，朱自清诞辰 124 周年，冯雪峰诞辰 119 周年。中国人对故人一般是逢五临十做重要纪念。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数字，反观历史，放在 141 年历史的跨度内，已经是不胜今昔之慨。慕前哲，自思量，还是回到起笔的设问，“假若我是冯雪峰，假若我是朱自清，假若我是冯福春，假若我是朱佩弦，历史将如何定格我？历史将如何回望我？”当如何面对前贤？

冯雪峰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一文中，引述了吴晗在《悼朱佩弦先生》文中朱自清自己的表白作为枢机。将朱自清作为新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个类的典型进行层层剖析，使学生笔下的文章疏离了情感，更重要的是分析了朱氏性格和道路的二重性或多重性：（1）“损失”与更重要的“损失”。（2）诗人、散文家、批评家与教育家、青年的领导者。（3）“民主运动的诚实的参加者”与“思想上开始着的大的发展的”飞跃者。（4）“思想上的变迁”与“最高贵的精神”。（5）“灵魂的自由”与“内心”的战斗。（6）勇猛的、坚毅的“灵魂”与“内心”的战斗。（7）“庄严的欢喜”与“沉重和艰苦”。......

继而，冯雪峰沉郁而又深挚地指出朱自清文学事业和思想的二重矛盾：

“朱先生的文学事业和思想，我们现在不能详细研究，我只同意大家所评论的，就是朱先生作为诗人是真挚的热诚的，可是被所谓“人情味”所束缚。他有对于弱小者的深刻的爱，然而缺少猛烈的战斗性的爱；他是反抗黑暗和一切旧的不合理现象的，然而缺少在我们时代所不可少的所谓伟大的憎；他是向往和赞美青春的，但在他的作品上和性格上，那种青春的烈火也都似乎被焖着没有很旺盛地燃烧。

作为一个新文艺的开垦者、推广者，以及传授给青年和培植青年的教育者，朱先生实在是一个最坚毅和最勤恳的工作者，并且对于新文艺和青年，他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吴晗先生所说的褓母。他是用了母性的爱在保护新文艺和指导青年的。但是他缺少思想上的革命的开路和火炬似地照明的气魄。”

最后，冯雪峰清醒敏锐地归纳出了朱自清所走过的道路的特殊意义和他去世的非同寻常的损失。

可是我们这一种回顾和这一种粗略的追述，只为了一个重要的说明：这样艰苦地前进着的朱先生，最后终于胜利了。这种艰苦有特别的意义，这个胜利特别地可贵。

因为历史的前进运动，完成于人民及其先觉和英雄们的猛进，但也同样要完成于一切负着种种重荷而辛苦跋涉的人们向着目的地的最后的到达。在这意义上，对于多数知识分子的转变和前进，朱先生就给了一个不同的鼓励，展示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意义。

损失了一个诗人，一个最负责的坚毅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损失了一个青年的褓母和领导者，这些损失也都属于人民的。而损失了这样的民主战士，以及经了他那样坚忍的、持重的、艰苦的“内心”斗争而达到的思想上的大发展，这个发展正在预期着伟大的收获，这样的损失是尤其大的，更为重要的。我们的悲哀，也更从这方面增加了重量。

朱自清对冯雪峰的关注是持续的。从文献看，从 1922 年的《读<湖畔>诗集》到 1945 年的《历史在战斗中——评冯雪峰<乡风与世风>》，前后持续 23 年。

朱自清的评述有着沉郁的人生况味和喟叹，“他们究竟不曾和现实相肉搏” ——所以不见“颓唐”、“悲哀”、“回肠荡气”、“奋激”、“激昂慷慨”的复调，而冯雪峰和“湖畔诗社”、“晨光社”的文学青年几乎都被他的导师的预言说中，尤其是冯雪峰的人生轨迹，更是与多舛的命运相肉搏，用一生坚定的信仰和行动与生命的无常和绝望做了夸父逐日式的竞走，回报了他的乃师朱自清、鲁迅和这个民族一份绝美深刻的试卷、诉状和终审判决书。

鲁迅生前有一大夙愿，他希望写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为此他做了长时期的积累。从他的乃师章太炎到瞿秋白、冯雪峰这四代人。鲁迅、朱自清、冯雪峰大致可分为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鲁迅、朱自清，一代是冯雪峰。（丁玲生前曾拜访姚雪垠，丁玲谈到她与鲁迅可称为两代人，姚雪垠表示赞同。丁玲生于 1904 年，姚雪银生于 1910 年，故有关于两代人的代际划分。）

鲁迅、朱自清、冯雪峰他们的忌辰有着时代标识的意义。1936 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前夜，1948 年是新中国建立的前夜，1976 年是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两代人的精神志向、目标是共同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复兴，是他们的“望中”。鲁迅与朱自清是民主人士，冯雪峰是中共党员，三人又有着复杂的师生关系：鲁迅与冯雪峰是师生与战友，朱自清与冯雪峰是师生，鲁迅与朱自清可以说是广义的师生。思想家、热忱的社会改革者，是三者的共同定位。冯雪峰在纪念朱自清的文章《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一文中，他立足的角度既是师生关系，又不拘泥于师生关系。他“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他是将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化链条上的一个类别来剖析的。全文通篇没有提“鲁迅”二字，但是我读之再三，处处感觉到有鲁迅的形象、鲁迅的道路、鲁迅的精神立在前面，将有形的在场的“朱自清”与无形的缺席的“鲁迅”作对比，同时又将“朱自清” 与“冯雪峰”作对比。在冯雪峰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三个“类”的不同，也看到了社会和历史的曲折、复杂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