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东：成延洲诗集《寂寥星光》序

新情怀  新语风  新格调

——成延洲诗集《寂寥星光》序二

吴汉东

　　多年以来，我一直强调知识产权的中国战略，其中除了制度建设、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等因素外，创造能力是知识产权能力的首要因素。知识产权中国战略下的创造能力，尤其强调比较优势，展现中国特色，凸显中国风骨。在翻看延洲这部诗集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它起于文化之初兴，先秦诗歌《诗经》和《楚辞》已达到极高的艺术造诣，经历代演进，在唐时达到高峰。随着世俗文化的兴起，明清以后白话小说渐成主流。辛亥以降白话文运动兴起，带来了新诗，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基本风貌。文学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中国文学的创造能力、创造优势在哪里呢？从文字的角度看，汉字文学比之拉丁字母类文学的优势在于短文，学者冯唐就认为，“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感觉。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在初创时期就已分离，文字具有独立的表意价值，这就使中文诗歌有了更为复杂的符号学价值。从这个层面看，中文诗歌是我国一种非常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类别，它的发展应该有更高远的定位。

　　当代，新媒体、全媒体的渗透，碎片化、场景化、新闻化的信息日益占据普通人的主流生活，使其不再去思考深刻的生命、哲学等问题，专业的诗歌写作被误读、边缘化。与此同时，人们内心的诗意情怀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持续增长，在复杂社会生活面前自我价值的彰显，使微信、微博等各类短文体盛行。在广泛的意义上看，这些在网络上流行的微文、短文乃至一些日常交流语言和当代诗歌的用词拟句，已经高度相似，它带来了中文诗歌新的发展源泉，一种摆脱了精英文化的新语体、新生活。

　　中文诗歌虽历来重视教化，强调“文以载道”，但流传千古的名篇，却都很好地处理了道与术的关系，尤其是在诗歌意境的创造方面，中文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着力在字句的跳跃和断裂中形成文字的张力，创造出了一个想象中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没有任何现实的痕迹，却可以让人真切地体会到，而且个体在斯时，仿佛抽空了其他一切，天地间仅余自己，能够独自长久感悟、体味，真的就是“一花一世界”，一诗一桃源，一叹纵今古，一埃见大千，这或许也是中文诗歌创作中最大的比较优势所在。

　　基于此，我对延洲的诗集出版十分高兴。延洲是河南桐柏人，本科就读于中南政法学院，我当时是他的系主任，还教过他《罗马法》《民法总论》等一些课程，他是学习委员，当时就不仅对法学刻苦钻研，而且对文学、哲学也充满兴致，尤其对世相世事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由于我也一直喜欢文学，也时而写几首新诗发表，我们自然就建立了较好的师生情谊。毕业时我还推荐他读研，他想早日做些司法实务的具体工作，故放弃了。其后，他在司法的领域里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他依然保有心中那块独享的天地，我品读这些诗作，能感觉出字句中他那独坐超脱、孤芳孑立的感怀，他自己乐享其中的相忘。这种沉浸感和代入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共通的情感基石。同时，站在与知识产权研究有关的视角上，我在延洲的诗作中也读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诗歌的新情怀、新语风、新格调，这些内容或许将导引到未来新诗歌、新文学的发展上，在此一并作以探讨。

　　首先，诗歌是否一定要有限定的模样。从古到今，诗歌经历了严格的平仄、格律及程式要求的变迁，即便到了今天，专业的诗人也还遵循着一些严格的规则，而阅读延洲的诗歌我却时不时有一种突破惯常、独辟蹊径的崭新的形式体验。这种限定模样的改变是否为我们所乐见、鼓励的呢？让我们回到文学原初的定义来看，一直以来，关于文学的本质始终都较为模糊，其外延也一直不太明确。与文学相对应的词汇，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还是西方的Literature，均指的是古老的学科，其含义大致类似于现代学科中的“人文”，我们在对“文”的研究中始终涉及了相当多的哲学、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内容。从历史上看，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因此，站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节点来看，将诗歌限定在某种形态、某种内容表达中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应更加留意那些以往所忽视的形式，因为这将大大扩展诗歌的视野，促进文学内容的饱满和力量的整合。

　　其次，融媒体时代诗歌等文学创作是否会受到技术的裹挟甚至倾轧。在当前的文学场上，技术的便捷带来了文字产出的便利，文学作品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产出，各类机器书写不断引发“抄袭剽窃”的争议，随着大数据的逐步深入，借助VR、体感科技和可穿戴设备等技术，文学阅读将实现场景化，文学将日益智能化，这是否会使个体逐步丧失审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呢？我觉得，这种担忧可以有，但却永远不会变成现实。比如，在延洲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为动力源泉的人这一主体的坚持和固守，技术可以使文化更为多元，但其中有内涵、有价值的文化内容仍将异彩纷呈，各领风骚。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种种传统、制度、习惯的约束下，技术终将被人类驯化，我们对它的期望、想象，认为它所带来的转机或威胁，要远远大于它实际的影响。因此，着眼于真实的、有个性的诗歌、文学创作，以一流的内容来引领技术的发展，才能为诗歌、文学未来的发展带来美好的愿景。

　　第三，诗歌创作审美是否要寻求超出传统文学范畴的价值。随着我国国力的逐步增强、国际竞争的加剧，文化竞争作为一国国力的重要体现，已日益走向前台。我们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一方面要挖掘、弘扬传统，另一方面，也要具有“弯道超车”意识，不仅要在已经被公认的领域内求精求深，还要行不由常，要创造不同于传统审美的新的文化价值。这一价值源流从哪里来？简言之，就是从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波澜壮阔，激情荡漾的现实中来，从国民当下的生活体验和价值认同中来，这是当代中国最有魅力的文化基因，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文化现象之一。一个创作者抓住这一脉络，融入这一氛围，就能创作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作品，进行深度的文学叙事。延洲的诗作就在进行着这样的思索与努力，它具有一些和以往迥然不同的思绪、况味，我们把它放大、聚焦，会发现更多值得深入探究的东西。如果这些思考能够形成一种潮流，那么，这些对当下生活描摹的共通性会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情感认知和价值共识，就有可能具有重构世界知识谱系的可能，这种创新和深化，将为中华文化全球拓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支撑。

　　总之，凡是绚烂的花朵都植根于肥沃的土壤。任何优秀的创作都离不开时代的给养，把握时代的赐予的同时，我们更要把时代中最珍贵的光影予以记取、提炼与传颂，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的幸运，也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最后，愿延洲能创作更多更美更好的作品，也愿似延洲这样的文学追寻越来越多！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