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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辑到出版思想家 ——评李昕先生著《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

2024-09-24 19:42

来源:南阳网

作者: 王超逸

《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是李昕先生的长篇史学自传（以下简称“自传”）。全书30多万字，今年上半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近来，我通读了他的这部自传，得知了更多名著背后的故事，了解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出版思想史，也试图把握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想体系。

以下尝试论之。

作者是在人生30岁而进入社会，步入仕途的。他的家学、师承自不必说，仅是江山之助、时代之助，就似乎为他的事功铺设好了未来人生的路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然后商务印书馆，三步跨栏，横跨了四大名“殿”（社、店、馆），这在当代学人中几乎是唯一。

他的人生起点是1982年。这一年，从社会时代的宏观背景看，有以下刻度，可以清点——

1、中共中央十二大召开（1982年9月1日到11月）

2、邓小平发表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要求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简称“四化”。随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开始进行。

3、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加强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报告》。

4、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今后党政机关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须把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

5、茅盾文学奖首届授予仪式在北京举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6部作品获奖。

6、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理领导干部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7、全国第二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了“1982——1990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我国经历代沿革保存至今的古籍尚存8万多种。

8、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

9、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自费出国留学及若干问题的决定》。同年，国务院转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劳动人事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

10、新华社报道：我国1979年除台湾省外共出版图书17212种，占世界第十位，重入世界十大出版国行列。

这样的时空坐标，正是梅开二度、万物萌发、阳气生发的大自然的青春期。李昕犹如一只黄嘴春燕，欣欣然投入了春的怀抱。

——这是属于他的时代。

——这是属于他的擂台。

四十年后，刘梦溪先生统揽作者的前半生，敲定说“（李先生）并没有失去自我”。^[^]

本文结合他的自传，从以下6个维度，试析作为出版思想家的李昕学案，以探究自传背后的学理。

一、素淡而醇厚。他是位素淡而醇厚的人。《一生一事》的文风，作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波澜不惊；如话桑麻，围炉夜话。虽是往事，又如在眼前，或如未曾逝远的昨日的孤帆。作者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以秘笈示人，荒诞不经，荒腔走板，是山涧泉水，汩汩流出，清冽甘甜。这是位年过七十岁的艾艾长者在向后人倾诉，向历史倾诉，向天倾诉。其实，在他的白描手法的平素淡雅的话语的背后，不难感触到他的一颗爱故园、爱生活、爱生命的灼热的心，他的舒缓的节奏的背后是汹涌的波涛。波平海宁中有三尺巨浪。他爱着他的编辑的岗位，爱着他的故园的汉字，爱着他的时代的在汉字土地上辛劳耕耘着的耕夫们。他也是这块故园的耕耘伙计中的一员。鱼之乐，人之乐，人鱼同乐，活络着这个时代的春天。读者从他的清澈素淡的文风中，观赏到了他心境的星空中倒映着的心房叠影的多姿、妩媚和深邃。从甘泉中品咋出了主人心境的凛冽和醇厚。甘也甘，苦也甘，总之是有色彩、有响动、有滋味的。

二、宁静而致远。他是位宁静而致远的人。当下社会，从全球来看，礼崩乐坏，举世滔滔，天下无道。人类的道德滑坡、科技进步带来的是工具理性的冷酷，信仰危机，理想破灭。市场经济游戏的无际过度蔓延，埋伏下了太多的魅惑和美丽的陷阱。有思想家反问，当今人的痛苦与两千多年前相比，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呢？此问发人深省。处此东西南北风之中，究竟几人还能不失其品，不坠其志，不迷其魂？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46年来，社会世象像个万花筒、哈哈镜、照妖镜，让世道人心都毕露原型。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多少聪聪明人迷失了自我，像卡夫卡小说笔下的人物异化成了一只甲虫。仆仆道途，滚滚红尘，熙熙攘攘的忙人像陀螺永不停息，满街行走的是不再有精神超越、追求、及时行乐的无信仰无灵魂的躯壳。清高之士的口头禅以“看淡名利”故作潇洒状，淡泊的前提是曾经拥有名利、权利。而守住一份心境，弃绝名利权，蔑视王侯，方是真名士、真风流。宁静致远，泰然自若，方举重若轻，道法自然。

诸葛亮教子，目的是教子成人，承父志，成大才，谋大事。淡泊与述志，宁静与致远，从向小善、远小恶起始，从小事细处着手，可谓微至秋毫，教诲谆谆，可实操可落地，已是千古家训名训，已是立世通则。

居治世，居安思危，安扶天下，顺守；

处乱世，乘势崛起，扫清宇内，逆取。

淡泊、宁静是原点，是心力，是定力，是执一。明志、致远是抒志、事功，建功立业，一发天纵之志，是归宿。执一不失，方君万物。

在自传中，李昕讲了到港后的两个故事。一是初到香港倍思亲。为了通讯节省几个铜板，每个周末总要跨界从香港到深圳的邮局，通过内地电话与妻儿与家人联通。一是李昕从北京出差回港，把一沓出租车票交给他的小秘书，小秘书过一会儿找上来跟他说：“李先生，你这张票不对”。他一看，那张出租车票上面写的日期与他回北京的日期不契，小秘书给他挑出来了。

像跨界通话、报销出租车票的故事都是小事，但是，个人修养的养成都是在日常伦常之中，这正是李昕的素淡、宁静的品操，这与他在处大事时的决断力、果敢、豪气不仅不矛盾，更是统一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经是经，权是权，公德与私谊，度是边界。

设若李昕没有择路远行的基点，断然不会有他而后的博通万物、高趣自得、大笔写意、蔚为大观。逮住了自我，就超脱了物役。

三、平实而高明。他是位平实而高明的人。他的生活平实，工作平实，话语平实，思想平实。每当他完成一件特设的阶段性出版工程，总是用平实的心态做出务实中肯的总结，既是对自己足迹的回顾，自我的肯定，又留给同事同行和历史，存入出版史的档案，以启来者。但是，他的平实不是平凡，平实中蕴含着高明，是对生命哲学的醒悟觉解。

香港，无疑是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地标符号。

这里，话说的远一点。香港，一个民族的痛史，几代知识分子的乡愁。那里有“九龙太子道”、“蝴蝶谷”、“坚尼地道”、“轩尼诗道”、“浅水湾”——这就是茅盾笔下的香港。年过半百的茅盾于1946年8月，在上海在追忆南国的远逝的记忆，这是在他为《呼兰河传》序的开篇，历数的香港“浅水湾”一带的乡愁景象。茅盾夜深独语，如泣如诉，历历细数，一篇5000字的序文，用工笔历数了对香港的记忆的旅痕，对一代文宗萧红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茅盾也借此为自己的爱女的早殇而一抛老父热泪。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在茅盾的回忆的屏幕上，被赋予了时浓时淡的缕缕的哀愁。鲁迅先生一生也三次与香港发生关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顶级女作家萧红，是鲁迅和茅盾都倾心扶持的文学天才。

我不知道李昕居港期间，是否也去过浅水湾，凭吊过这位静静安眠在那里的女作家的魂灵？

一百年，香港，只有一座坟墓——萧红之墓——足矣！那里孤悬着一块纯文学的圣地，那里矗立着一块纯文学的界碑，那里是百年香港文学的胚胎，其他诸如武侠文学、财经文学、言情世俗文学都是流，不是源，多数索隐行怪，洋腔洋调，拿腔拿调，旁逸斜出，与老树无关。

李昕履新香港，除了他留在纸面上的理由，是否还有他生命自觉意义上的深层思考？

路，是代表起始、根源、方向、边际的。二十世纪初的东西方精英知识分子如鲁迅、梁漱溟、茅盾、萧红、邹韬奋、布莱希特、萨特等人，都甘愿放弃安逸的生活，去选择不确定的未来。这是上个世纪前半叶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那么，到了20世纪后半叶的1996年，李昕在路向上的选择，在职业与人生的主体认定上，他是否有人格立体自塑的生命意识？是否已经暗契了真正现代哲学意义上精神探索者的悲剧意蕴：一生漂泊流浪，一世过客前往，一生无确切归宿？是否有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本质拷问？

李昕履新香港三联，是对他的一次大考。国际化要求首先是对国际化差距的自觉认知，其次是主动融入国际化，再次是引领国际化，再次是跳出半殖民地式国际化，开出中国式国际化，立体还原为现代化人的本质。李昕初入香港三联书店，其领导给他“约法三章”，立下了五条戒律，其中的“3、4、5”条是如此立规矩：

“3、不要把内地喜欢开会的毛病带到香港来。这里开会人工成本很高，一个月薪3万元的编辑，每个小时的工资差不多要200元，我们不能不算这个账。公司大会一年只开一次，也只是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平时只开领导班子会，部门的会，或找个别人研究问题。

4、注意要用数字说话。领导班子例会每周一次，就是报数字，研究数字中的问题。必须有所准备。这里开会非常务实，不尚清谈。内地文化机构开会，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在这里都不需要。

5、任何事情，总经理秘书都会通知，但是只通知一次，不再提醒，所以必须记牢。他说我们在内地工作时，开一个会，左等右等人都不齐，有的人必须催两遍、三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香港三联不会发生。”

领导的此次交底，是李昕入行香港的“杀威棒”，是刀刀见血，满满的干货。这不是彩排，是现场直播——果敢、质量、效率、效益——这就是香港定律，这就是香港三联作风。香港8年，他实现了人生的沉潜和超越。从编辑加工、书稿审读、选题策划、经营赢利，到拍板决策，他实现了从“专家”到“出版思想家”的脱胎换骨和思想升华。期间，虽然如他说，新的环境、形势、任务，要求他必须成为“杂家”，他不得不暂时告别“当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追求。实际上，一个人的梦寐所求、朝朝暮暮、心心念念的牵挂，是根本不可能被外在环境逼迫、束缚的，他的“文学评论家”的质地、禀赋在沉潜，在酝酿，有朝一日会开坛，会爆发。

“杂家”的本意是指战国末到汉初博采各派思想的综合学派，是“九流”之一。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颜师古注），反映了封建“大一统”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文化融合趋势。

笔者理解，现在的“杂家”之说，是指学术思想的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是集大成者。笔者界定李昕是当代出版思想家。一般地说，学术范畴的确立，体系的构建和演绎，是确立思想家的两大特征。那么，李昕在入仕的第一步，就立志以编辑为职业，以兼及“文学评论家”为人生。为了将人生与职业统一，在浅层里，他拓展了编辑职业，而在深层里，他提纯了（或者说隐忍了）“文学评论家”的人生悲愿，在更幽深的心智瀚海里，他执着地以人生（以“文学评论家”自许）为体，以职业（编辑）为用。随着阅历的积累，他将编辑职业拓展为“编辑出版”，“出版思想家”的目标。“达”，方可兼善，掌权才能做成事，做大事。他对“总编辑”的权利很珍惜，看的很重，而对于行政一把手，执掌全面工作的“社长”职权，始终是在小心翼翼地规避着。权且说，作为杂家，他的学术视野，从学术范围看，包括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包括了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我静心通读了他的这部自传，我的体认是贯综、通透、会通。内里闪闪跳跃着的是艺术哲学上的独立断识，真知灼见，不啻是一部当代百科全书、当代学术史、当代思想史（或者狭义的定位是一部当代出版思想史）。作为思想家所规定的学术范畴和架构都已蕴含其中，从出版宗旨、使命、愿景、目标、出版哲学、核心价值观、精神、作风、经营理念、管理理念、创新理念、服务理念、社会责任、审美理念，甚至新质文化力——星罗棋布，可以说胸纳全局，目贯始终，伏线千里，具有鲜明的学术性、计划性、指导性。以文学评论、艺术哲学而论，《一生一事》在精神实质上，是与《文心雕龙》《人间词话》相通的，辉映的。他的文论文体是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况周颐式的点评批注，不是时下从西方引进的洋文体、洋八股式的长篇大论，云里雾里，臃肿肥硕，不知所云。

我认为，我今天的论断也许是超前的。我坚信，我手握的尺度不会太宽，我的论断将会由时间和历史给出答案。

四、简易而精深。他是位简易而精深的人。首先，他是简易之人，谋定而后动，果敢，自信，雷厉风行，懂经营，有魄力，干实事。无论是切换赛道，还是面对歧路诱惑，都明理取舍，但是，他的简易，不是未知彼此，未明就里，不是莽冲，而是知己知彼，守机待时，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简易是乾坤大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之，简则易从”。^[^]他的简易中蕴含着把握“时”与“机”的精深奥理。举其大端：

1、初入仕途的选择。

1、固守编辑岗位的选择。

2、远赴香港三联的选择。

3、就职北京三联的选择。

4、就职商务印书馆的选择。

上述大坎的选择放在常人身上都是不轻松的取舍，但是，李昕的选择始终有主旨、主线、底线，都是胜算，是向着宽度、高度、深度、精度在延伸，在拓展。始终有新能量、新激情。既有赤诚的眷恋，更有挥手的决抉，让我们不禁想到了鲁迅诗剧笔下“过客”的决抉姿态。

这是内在的禀赋、时代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激起的主体性所生发的天然的内生的自由自得的精神境界。

五、遗憾而完美。他是位遗憾与完美交织于一体的人。《自传》的“后记”中说：“我的‘不成功’，我的失误也不算少，一些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因为我个人的种种原因，而留下遗憾和懊悔。有朋友读了我的书稿，说我这本书记录自己内心的遗憾，可能比起表达欣慰和满足还多些。”完美是理想，是事物的极致状态，遗憾和残缺是现实，时下的网络语是”丰满与骨感。”人类所以要进步，要进化，原动力、激情就是在由遗憾到完美的途中。宇宙人生中万有相通，大化流行，矛盾的对立面在遗憾与完美间转化制衡是万物通义。本传中有多处直抒胸臆，写到了作者的遗憾。

作为出版家的他看中的文稿和作者，一叹梦寐而不得，二叹得而复失，三叹错失良机，四叹财力不足，五叹送审未过，六叹分拆星散，七叹人品与书品名实不符，八叹作者的“达”与“作达”。佛教中的“人生八苦”，除“生、老、病、死”前“四苦”之外，后“四苦”几乎都成了李昕的遗憾。更有缘于对作者的面对面，看清了部分社会地位不低、学术地位不低、知名度日隆的部分作者、学者人性、人品的瑕疵粗鄙。大千世界，社会中现代病、后现代病在出版的窗口瞭望得更清晰分明。读者也随李昕的一波三折而起起伏伏，随李昕的扼腕叹息而暗自神伤。通过李昕的孤灯默语，衣带渐宽的精神，读者深切感受到了李昕内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出版是不闻戍楼刁斗的沙场，李昕和他的团队攻城拔寨，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他的战略性任务，更践履了守土尽责的道德自律。

其实，遗憾就是完美，完美也是遗憾。王鼎钧先生赠李昕的两句格言“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阐明的折冲樽俎，进退盈亏之道。前人早对此“有所见”，故前人留下了《恨赋》《别赋》的悲情赋文，发明了“残缺美”、“遗憾美”的美学范畴。世间人越是走向完美、走向巅峰就越发昏。秦始皇一统四海，坐拥天下，自立为“始皇”，还妄想长生不老。人间常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由“始皇”就有“终皇”，怎奈又苦求长生，岂不是弱智发昏？。李昕先后履新的四大“殿”（社、店、馆），都是历史悠久的大殿名殿。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为例，“人文社”的创始人冯雪峰留下了人生的大遗憾。许觉民曾专门写了《雪峰的遗憾》一文，其实，该文只是说到了雪峰遗憾的不足十分之一。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先生以卞和献璧般守卫文化的至诚，搜求刊布天下文献孤本。当年，日寇的上海炮火专为断商务珍藏的孤本秘籍，断我族的文化根脉。难以想象，张氏情何以堪？“生活书店”的奠基人邹韬奋先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逝世，享年仅50岁，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庄子·天下》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古代贤者早就悟得了“理在事先”的哲理意趣。从时间与事业依存关系的角度说，其实一生只能做成半件事，“一生一事”只是标举矢志于一个岗位（职业），一个行业，一份事业，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设计的长长的大的事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六、至诚而豪情。他是位至诚而豪情的人。《自传》选择了数十幅作者的工作照，读者可以看到，李昕的肖像总是严谨、内敛、蕴藉、清澈的，他没有一幅照片是王蒙式、乔冠华式的开怀豪迈，但是，他的严谨清澈中是他的至诚，他的豪情蕴含在他的至诚中。他落笔为文，作为一位清醒的出版家，他知道文字寿于金石，他的眼光不仅掌握着尺度，更掌握着尺度的尺度。自古编辑、出版、图书管理也是一门学问，是大学问，是古老又年轻的典型的跨学科、跨文化、跨边际学科，综合学科，涉及学科、产业、行业、科际整合、战略规划、经营、管理、创新，中西文化比较，国际化视野等等大科学，大艺术，大经济学、管理学。它需要史家的断识、理性和冷静，也需要诗人的天赋、哲人的睿智，管理学家的眼光、企业家的迅猛。太师公告诫后人，学问逮津，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张岱年先生在教育弟子时，总是引太史公的古训告诫弟子们沉潜心解，实事求是，至诚不息。既庖丁解牛，又胸有成竹。

《易传》说“修辞立其诚”。至诚的意义，它是和谐与秩序间的精神纽带，运用于管理，源于至诚。管理过程中阴阳刚柔两大对立的势力团结合作，个人的多重性格组合系统也自然呈现出发自内心的敦实笃信的和谐宁静，由至诚而充溢的豪情自然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是至柔至刚，驰骋天下之至坚。

纵览李昕的职业历程，从事功方面说，他回首往事，他的得意之处有二，一是终于推出了傅高义先生著《邓小平时代》一书，一是终于推出了王鼎钧先生系列丛书。用军事术语来说，这是两场硬仗。玩味他以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名义致王鼎钧先生的《函》，他将做人的笃诚与做文的汪洋恣肆熔于一炉。他平生的情操、境界、豪情，皆纳于一袖风云。本是一恒常的商业信函，他将其工具性的实用文写成了文学性的书信体散文，外行人只看其皮相，内行人通过书信结撰的纵横捭阖，起承转合，看到了字外字，听到了弦外音。它的遣词明丽，文采丰腴，情感沛然，命意切切。他的仁道、悲悯情怀都蕴含在了他的至诚与豪情的锦绣矣。窃以为此文是完全可以上中学语文教科书的。

香港工作的多年历练，他融入了香港的思维节奏，完善了会通的视野，涵养成了一种大而广的气象，由此气象内化成了个人的心性习性。执掌北京三联和生活书店的擘画，使他的智慧才能得到了尽情抒发。《诗经·鲁颂·泮水》郑笺：“大，犹广也”。大，可以囊括大典，尊重差异，欣赏多元之美，形成“集大成”的价值结构。《孟子·万章》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荀子·正论》说：“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当年丰子恺在分析他的老师李叔同时说：“（李先生）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丰子恺自答：“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情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

李昕大半生只做了出版的一项事业，从国内到涉外，横跨四大名“殿”，始终以“古今中外，提高为主，集纳经典，传播文明，启蒙、现代化”为旨归，他与李叔同先生的成功之道是一样的，即缘于“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躬身入局的不息至诚，去从事他所乐之的事业。他从青少年时就从枕边抱读《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始，以信守“人生不该虚度”名训自励。在本传的“后记”中，李昕坦然自评：“这辈子过得值”，“我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世间一些有大成就的学人，其思想的成熟圆融是在晚年，甚至是暮年。我们知道，张岱年先生是当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同时张先生还是文化学家，他创立的“文化综合论”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化学大家，他的文化学理论就是在其八十岁以后才归纳完善成熟起来，为世人公认的。冯友兰先生是在垂垂暮年，才完成了他的名山事业——《中国哲学史新编》。

李昕正当盛年，他还在思考的路上。士林对他的悬设期许是当代思想的又一高峰——“当代出版思想家”，他尚欠他的故园故国三大笔债——“当代出版思想史”；“出版经济学原理”；“比较出版文化学”。这一鹄的，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从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冯雪峰、赵家璧、胡愈之、郑振铎、范用、傅璇琮、陈早春诸前辈，建立故国的“出版经济学”，推出故国的“出版思想家”，都是他们的百年伤痛，世纪大梦。

这份承天命的大任，就自然地托命在了李昕肩上，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别无选择。

天选之才，士当弘毅，任重道远。

行文至此，我潜意识地又回顾了刘梦溪先生的评语：“（他）并没有失去自我。”这是梦公的底线思维。我理解，在这里所说的“自我”，应是“看山还是山”似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