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进安
河南省唐河县城西北部，有一片青砖灰瓦的建筑群，不起眼的外型，却是中国的一片文化高地。这里生动的展览能把游客带入到真实而又玄妙的哲学天地间，这就是冯友兰纪念馆。
迈进古色古香的纪念馆大门，第一进院落正房门口，挂着一幅木刻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说的是冯先生的平生志向，下联则是冯先生要达到的精神境界。
“旧邦新命”源于《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意为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其使命在于不断革新。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最早出现在1946年冯先生撰稿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成为“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代名词，被学界广泛采用。
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特征，也是冯友兰先生终生的哲学追求和学术底色。
一
“哲学”这个术语来源于日本，意为“爱好智慧”。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先生诞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这年，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签订，古老的中国进一步坠入苦难的深渊。也是这年，发生了要求变法图强的“公车上书”事件，寻求民族脱困之路，成为仁人志士自觉担当的使命。
生逢千年之大变局的时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段概括司马迁治学精神的文字，也成为冯友兰先生一生学术的真实写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度处于落后、挨打局面，最终有人把此归结于中国文化的原因，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
西学东渐为这个东方古国拨开了思想的迷雾。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久，就有有识之士向西方文化眺望。魏源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自此开启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
随后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对国人思想观念冲击最大的是1915年的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第一次走进中国教育的视野，紧接着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
1915年冯友兰先生考入北大哲学门，这时的北大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风暴的中心。冯先生晚年回忆说，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学问的“新天地”。这个“新天地”是指胡适在课堂上带来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系统的研究”等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
当时哲学专业的13个学生中，后来有12人改了行，一生从事哲学研究的只有冯先生一人。从此，哲学这门看似与世无争的学科，伴随他走过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
1919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访问中国，历时一年，在全国各地讲学。实用主义是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思潮，一时间这个理论席卷中国学界。
第二年，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为中国学人带来了另一种思想。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这种理论后来对冯友兰的哲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西方各种思潮的传入也冲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一时间，“全盘西化”和“文化保守”两派展开激烈争论，这时亟须有学术领袖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找到中西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历史选择了冯友兰。
1919年冯友兰先生考取官费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导师正是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教授。
在三年后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冯友兰先生选取中西十大哲学派别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中西文化差异不是文化优劣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差异。这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差别最清醒的认识，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比较哲学”研究的最早开始。
从此，冯友兰先生用西学更为宏观的视角，俯瞰和改造中国文化，“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开始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辉煌人生。
二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哲学传统、塑造了古老文明的东方国度，正处于存亡绝学之际。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利，《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华北门户顿开，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亡到了紧要关头。
这时，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即将完成。他在自序中说：“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已在“九一八”事变前出版。
“铜驼荆棘”的典故出自《晋书》，指的是古人见天下将要大乱，叹息宫门前的铜驼将流落于荆棘之间，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悲情。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他始终把自已的学问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的复兴联系在一起，希望他的书能起到复活民族精神的作用，以应付即将来临的事变。
在这两本看似普通的哲学史著作里，冯友兰先生第一次把从先秦到近代数千年来散乱不清、只言片语的思想碎片，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新整理编织成一片哲学的彩霞云锦。
这片彩霞云锦为苦难的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
冯友兰先生“旧邦新命”的学术追求，不仅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中，更体现在《贞元六书》组成的哲学体系里。
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冯友兰先生要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一个理论依据，鼓舞人们树立信心战胜敌人，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贞元”就是“冬春”的意思，《贞元六书》是比喻中华民族从低谷开始走向复兴之际所著的书。
1938年《贞元六书》的第一本《新理学》在南渡路上出版，自序说：“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事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他明确说明这本书的目的是“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有涓埃之贡献。”
这里的大时代，狭义上是指抗战大业，广义上指的则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
此后，《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继问世，都强调了文化自信，洋溢着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正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张岱年先生说过，“新理学”哲学体系是一套“抗战建国”理论。
《新理学》问世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哲学复兴的标志，而哲学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在历尽苦难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冯先生的哲学预言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冯先生自豪地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先生远渡重洋去美国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英文讲稿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就是当代超级畅销书《中国哲学简史》。
该书诞生以来，借助法、意、西、南、捷、日、朝、中等二十多种语言译本，让它在世界哲学的宏大交响乐里，第一次有了属于中国的经典篇章。
如果说中国人因为严复而知道西学，那么外国人是因为冯友兰先生而知道中国文化。冯先生为中西文化互通互融做出的卓越贡献，至今无人超越。
四
冯友兰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谙熟西方各哲学流派，其哲学体系注定是中西融合的典范。由于对中国哲学史和哲学的巨大贡献，1949年冯先生获得“儒莲奖”。
“儒莲奖”被誉为“汉学诺贝尔奖”，以法籍犹太汉学家儒莲的名字命名，1872年设立，以奖励全世界为汉学（中国学）做过杰出贡献的学者。冯友兰先生是“儒莲奖”设立一百多年来，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耄耋之年的冯友兰仍念念不忘“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92岁时还写成对联，挂在自己书房的东墙上。
冯友兰先生病逝前四个月，150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口授完成，为“阐旧辅新”的一生，画上了圆满句号。
冯友兰在学术自传《三松堂自序》中断言：“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定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1990年11月，冯友兰先生逝世，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再次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迈入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冯友兰纪念馆，感受冯友兰先生的家国情怀，寻找哲学中的精神家园。
在冯友兰纪念馆哲学成就第二展厅的门口，树立着一个两米高的展板，上写几行大字“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出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
冯友兰先生终其一生努力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化复兴指日可待，这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作者系央视《冯友兰》纪录片导演）
编辑：杜增波 校审：贾红英 责任编辑：张中科 监审：黄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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