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妙观里那盏亘古不灭的灯 ——写在周同宾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

玄妙观里那盏亘古不灭的灯

——写在周同宾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

于金献

　　周同宾老师逝世已快两年了，而他的音容笑貌总不时萦绕在我的心头，点点滴滴记忆，使我的怀念更深切酸楚、无奈。与周老师在世时错失的接触学习机会，特别是在玄妙观共度的时光，那盏昏黄的灯光已变成我人生的指引，永远照亮我前进的路。

　　认识周老师是1971年，那时，我也算回乡知识青年。没有学上、没有书读，整日单调而烦琐的农活，戳穿了在学校时“造反有理的梦幻”。在失落仿徨中的我，偶然看到了一本南阳县《革命文艺》，虽然只是刊印的薄薄小册子，但在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我试着写了几句顺溜投递上去。没想到竟得到回复，并通知我去县里开会。在会上经文化馆长介绍，才知道周同宾是县文化馆业余作者辅导员，我惶恐地叫了一声“周老师”！记得一起参会的有刁仁庆、兰建堂、李克定、史宗瑞、赵德玺等多人。会上，周老师讲了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并语重心长地一再叮嘱我们：生在农村，要熟悉农村，知道农民，知道农民的酸、甜、苦、辣，知道农民的希望，把这些写出来就是好文章。可惜当时并不领会周老师的意思，直到多年后才明白。学员们交流了写作经验、心得，对于我这个初学者只有静听的份儿。三天会收获太多太多，即是三天过年似的饭菜，也久久不能忘记。

　　从那以后，我就粘上了周老师。

　　没有书读，那个年代，一是没有钱买书，二是有钱也买不来书，我找他。他为我办了借书证，还是个集体证，一次可借十本书。但那时县图书馆开放的文学书，屈指可数，四个样板戏，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没多长时间便悉数看完，剩下的只有马、恩、列、斯的书、毛选四卷。我甚至囫囵吞枣地看完了《资本论》《资本论研究》。因理解能力有限，看这些书只觉得枯燥乏味，只好再找周老师。他说“金献，多数书都成了宣扬封、资、修，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说罢，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无奈的神态，至今恍若眼前。

　　也许是我渴求知识的精神感动了他，一次开完业余作者年会，周老师特意把我叫了去说：“我私人也有些书，但一般不借，因借而丢书的回数太多，但对你开放。”我在欣喜之余，特别感谢他。感谢他对我这个贫穷人的信任和照顾。从周老师那借书一直持续六年多，借了多少本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每次还时，他都要问我读书心得，并且叮嘱我要把心得写下来，日积月累，便会写文章了。可惜的是我未遵师训，读书粗读的多，细读的少，写心得体会的更少，以至于至今还写不好文章。

　　1978年，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进修转了正，再后来出了教育系统，调到了南阳县政府办公室。在我教学的十来年里，虽然不再向周老师借书，但只要到县里去，总要去看他，仿佛不见周老师说说话儿，就会觉得少了什么。有一次去看他，是他从南阳县文教局副局长的职位上才下来，我知道他心里苦，记得他说过，从六六年到七七年十一年间，他只发表过十篇文章。我想不明白周老师这样德才兼备的好人，为什么会被撤职，吞吞吐吐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他。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淡然地笑了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了农村，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谈创作经验时说：下放农村，如同被鹰叼在空中的鳖掉进了深水潭，才有了专心潜水的机会，才在农村、农民的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才逐渐写出了为人喜欢的文章。周老师意味深长的说：“我过去信一句话，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啥事都较真，现在看有些事无非是戏，不必认真。”自那以后，周老师的文章逐渐呈井喷式问世。也许，他如果一直官场顺利，可能写不出这么多好文章，像《皇天后土》中九十九个农民说人生的采访，他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因此我庆幸这次磨难，让他选定了文学之路，并最终攀上了艺术的峰巅，为中国散文增添了一颗无比璀璨的明珠。

　　我任教期间，为了学生，几乎放弃了写作。在区政府办公室及区地方史志办任职，把文章写成了公文、领导讲话、志书、年鉴。我后悔，不该太实心眼儿，应抽出时间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字。

　　最初和我一起的刁仁庆、兰建堂、李克定、赵德玺等，都成了作家，有的甚至成了著作等身名家。而我却只干与工作有关的事儿。尤其是在区政府及史志办工作二十多年，有十多年和文联共处一院，总见周老师推一辆掉漆、没铃又浑身都响的自行车，一成不变在车把上挂一个黑不溜秋的翻盖提包上下班。见面总要站着说几句话。有好几回加班，深夜走出办公室，习惯性朝周老师办公室看，见有灯光，便过去推门，见他总在伏案写作。有一段我见他愈发清瘦，还不断嗽，就问他，他说：“大病不犯，小病不断。常熬夜看书写字、吸烟。”我劝他戒烟，他说难改。要说这期间请教他学写点正经文章，不是近水楼台吗?可惜，竟白白错过了。

　　有幸的是，在编纂志书期间，我对南阳商圣范蠡产生了兴趣，翻看了史书对范蠡的大量记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写了一生文章，并纠正了南阳一些媒体关于范蠡故里在淅川的错误说法，为此，我与同道一起于2004年7月起，在《南阳晚报》开辟“文化观点碰撞”，公开讨论范蠡故里问题。每两天在专栏上发一篇文章，从历史渊源、史志记载、地理书、工具书、文学书相互印证，明、清地图，现存碑刻，及大量实物、传说、民谣，多层次、多角度论证了范蠡故里在宛城的史实。持淅川说的也每隔一段发一篇文章，但不久便销声匿迹，而我意犹未尽，一直发文到2005年5月下旬，才在没有相反观点的一家言中止住。周老师一直关注这场争论，或面谈或通话，不时提出意见建议，给予了极大支持。2006年初春的一天，应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邀请，到该校参加范蠡像落成典礼。与会的南阳知名学者及范蠡研究专家共聚一堂进行了研讨，当时的南阳主事人都参加了会议，时任市委书记的何东成在讲话中，除阐明研究范蠡的重要意义外，关于范蠡故里，要求：“只说南阳就行，至于在宛城还是淅川不用争论了。”在自由发言中，我就此观点提出异议，从学术研究及对历史负责的角度，范蠡故里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应该弄清楚的。尤其是南阳的研究者是责无旁贷的。我的异议立即得到了周老师的赞同与支持。他说：“范蠡是天才、奇人。一生理政、治军、经商均成功，在中国二十四史中无人能出其右，出此人物是南阳人的荣幸。我没有认真研究范蠡，对其故里究竟在哪儿不敢断言。但记得《会稽典录》记载文种三访范蠡，是‘有顷种至’。说明文种的宛邑距离范蠡住的地方很近，且交通便利，一会文种就到了。如果说相距几百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是需要几天吗？作为范蠡的后人，范蠡文化的研究者，弄清楚他的前世今生是分内的事，希望市领导给予支持。”周老师的话得到了与会领导及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范蠡故里在宛城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得到了官方和社会的普遍认可。

　　2009年初，我把近几年研究范蠡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各种典籍中关于范蠡的记载汇聚成册准备出书。这一做法不仅得到了宛城区主事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周同宾老师和范蠡研究专家夏延献先生的支持。书名定为《范蠡故里在宛城》。我把书稿拿给周老师看，不仅提了一些极珍贵的修改意见，还在我的请求下为本书写了序言，序言开篇写道：“说范蠡，我心虚。他分量太重，我学识太浅。”一句话，把他对先贤的敬慕而又谦卑虚怀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他热情洋溢地赞颂范蠡：“能自知，又善知人，能拿得起，又放得下，既能金戈铁马，又能清风月白，既长于投资巨万，又乐于散千金济贫，这样杰出的人物，这样完美的人才，在‘二十四’史仿佛再无其他。这里是范蠡人生的出发地。一迈开步伐，就走出了辉煌，走上了青史。如果没有在故乡的研修历练，日后的种种一切皆无从谈起。”周老师是治学严谨的人，从不附和，从不废话。他的文章都惜字如金，他这篇序言写了一千三百余字，他的观点也是我考证多年的结论。到2016年，范蠡研究机构从区级发展到省级，并创办了《范蠡研究》内部刊物，在全国范蠡研究中产生了极大影响。2011年，《范蠡故里在宛城》由河南省出版社出版发行。出书前，就此书请二月河先生题词。我担心先生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就提前写了一联：“古宛城成就范蠡上将事业昭斯世，清淯水育出商圣陶朱懿德垂千秋。”二月河先生看了我写的对联，说：“很好！这就可以。”挥笔将此联写下，但只把最后一字“秋”改为“古”。我拿着这联去找周老师，说：“音韵平仄我不懂，但这副对联从对仗上讲，应用‘秋’而不应用‘古’”。周老师看后说：“按道理用‘秋’。但他是大家，还是按他的吧。”书出后，我带了五本送他，他赠我《豆斋别集》一套，并写“金献学弟方家正之”。看这赠言，我真惭愧，周老师不仅过去是、当时是我的老师，永远都是我的老师，他不仅在作文上是我的老师，在做人上也是我最敬重的人，他是为后学者培根铸魂，传承文脉的导师模范。竟称我学弟，足见其虚怀若谷，平易近人，谦恭慈善，提携后人。

　　听人说：立德立言人都是文曲星下凡，我以为周老师就是立高德又立善言的人，他就是天上的文曲星，逝世后又重新归天，每当夜晚眼望星空，我认定：正东方那颗明亮的星星，一定是我的老师周同宾先生！它和玄妙观里那盏灯一样，亘古不灭，交相辉映，永远温暖着夜行人！

　　2023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