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道夕阳山外山 ——怀念厉以宁先生

吟道夕阳山外山

——怀念厉以宁先生

王超逸

厉以宁先生为《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作序。

　　溪水清清下石沟，

　　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

　　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耕耘莫问收。

　　——厉以宁：《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

　                                  　一九五五年

2011年首期《北京大学学报》。

　　时令“雨水”刚过，“惊蛰”即将来临。北国桃花正在吐蕾，南国已是杏花春雨。春节后，我第一次外出，正与朋友谈天中，忽然收到学校同仁章铮兄发我的一条意外的消息——厉老师走了。

　　先生累了，他走完了长长的一生。

　　顿时，我脑海一片空白。

　　为存史实，我的回忆文章，重点征引先生的原话原文。

　　——忘不了，12年前，2010年7月11日，我正在宁波的天一阁驻足观赏，忽然接到了先生的电话：“超逸，我是厉以宁，书稿的序已经写完，抽空你来我家取走。”

　　——忘不了，1988年，值母校诞辰90周年，您写下了《共同的心愿》一文。在文中您深情地回顾：

　　“为什么‘不断地探索’会成为北大的传统，我想，谁也不容易三言两语就回答这个问题。蔡元培校长的功绩、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民主广场……在北大的历史上，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纪事碑。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使北大的探索精神得以代代相传并且紧紧随着时代前进步伐的主要原因，是北大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北大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现状的。假定现实社会中一切都已经尽善尽美了，假定现实生活中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又何必学习、探索呢？那么我们在学习中又能追求到什么呢？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导致当年的北大人，冲出校门，同旧秩序展开斗争，发扬了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探索是为了革命，既包括当初的第一次革命，也包括今天的第二次革命。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探索精神成为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生命力、北大的永远的骄傲。”

　　这是先生散文中的极品。先生的美文一出，在学校不同院系不同的纪念场合，有无数次被师生朗诵，暮鼓晨钟，春风化雨。

　　——忘不了，1998年，值母校诞辰100周年，您深切地回顾母校，言语中浸透了您对母校的深情。

　　“回顾北京大学的历史，优良学风的形成经历了多少曲折？但正像清清溪水流出深山那样，千弯百折也不回头。若干代教师和研究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北大的学风。独立思考，自由探讨，这同教师的整体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哪怕经过了好些年，一谈到当初在校时的情况，总会留恋过去。他们留恋的是什么？红楼，未名湖，博雅塔？孑民堂，三院，图书馆，大讲堂？……不错，这些都值得留恋。也许更令他们难以忘却的是北大校园内独立思考和自由探讨的风气，是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那种平等的学术讨论。这对每一个曾经在北大工作过和学习过的人来说，都是终身难忘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受益终身的。这不正说明北大教师的整体素质所养成的学风对后来者的深刻影响么？”

　　——忘不了，1994年9月的一天，您深情地寄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同仁：

　　“单就教学工作而言，全体教师都应当懂得：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传授更加重要。这里所提出的能力的培养，是指让学生具有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直到开辟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新途径的本领。长期以来，我在同学生谈话时，喜欢用‘拓荒能力’四个字来概括这种本领。我感到，当我们采用‘拓荒能力’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将会对我们工作的性质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因为这样就把研究本身看成是一件‘拓荒的’工作，许多资料由我们去收集，许多问题靠我们去发现，新领域将由我们去开辟，新道路将由我们去探索，新的解答也将由我们提出。躺在前人的书本上，或者迷信前人的经验，那是寸步难行的。”

　　——忘不了，2002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时，言语之间，您一抒教师之志：

　　“我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教师。是教师，就有教学任务。”（《厉以宁北京大学演讲集》）

　　——更忘不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北大哲学系鲁军先生首倡，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为发起单位，联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海外国学、汉学家，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揭开了书院教育这一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教育模式。

　　您是第一批被书院延聘的导师之一。那时您风华正茂，郁郁勃发，时年54岁。本人有幸作为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由此，与先生结缘近四十个春秋。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习性和禀赋也是不同的。几十年来，我主要的精力都致力于追踪先生的踪影，致力于经济学、管理学、企业文化学的研究。这只是一个方面。

　　其实，在应用学科、实用学科的背后，潜伏着人文主义和精神人文主义的伏脉，而这更是与先生神交、心交，气脉相通的。世人所认同您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也只是您思想、学问、情操的冰山一角。

　　对于企业文化学的关注和研究，念兹在兹，倾注了您的毕生心血，贯穿了您的一生。

　　2010年，在给由我主编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序》中，您重点从六个方面，对当下和未来世界企业文化的现状和前瞻问题作了总体把握。

　　先生谆谆地告诫我：“中国企业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中如何协调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为了促进经济的低碳化和坚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式，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企业文化建设和消费文明建设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有这些课题都是20年前不曾涉及的，或当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

　　您全面完整地回顾了新时期以来企业文化伴随着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经济复兴、管理变革全过程。集中解决了困惑企业家和中外企业文化研究者多年的突出问题，将这些成果上升为基本原理。

　　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为了推动“比较企业文化学”尽早为学界和社会关注，在该书尚未出版发行之时，就提前一年，率先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的首期，刊载了这篇序言《关于中国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先生是“本刊编辑委员会主任”，但是，编委会同仁都知道，该刊一般不刊发“序”“跋”之类文章，先生一般也不在其主管的杂志上刊发自己的文章。由此可见，先生对这一填补学术空白的新兴学科的重视。

　　坚守教师的本分，坚守学人的良知，坚守理论上的突破，听从实践的审判，这就是先生的心力、定力。

　　先生生于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原籍江苏仪征。初中就读于湖南沅陵雅礼中学，高中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中。1951年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2005年，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999年任北大社会科学学部首任学部主任。2005年起，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1978年，48岁之前的先生，志不得伸，守机待时；48岁之后的先生，“只计耕耘”，披星戴月，匆匆赶路。其实，先生是位天涯孤客，在您的繁华的背后，深埋着您的孤寂、忧思和悲悯。您的长长短短的一千多首诗词吟霄，多数是在夜深人静，泪湿枕巾，仰观星宿，谛听天籁之中泣吟而成。“四更梦醒再推敲，短长句句皆心血”。（厉以宁《踏莎行》2007年）

　　先生在湖南沅陵雅礼中学读初中时，曾在刊物上以“山外山”的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

　　龚自珍有诗云：

　　未济终焉心缥缈，

　　百事翻从缺陷好。

　　吟道夕阳山外山，

　　古今谁免余情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