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关乎中华文明探源，南阳完成了几道作业，乐观地讲，这几道作业如同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的“凌”的突破。

一是2019年5月25日，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南阳召开“中华文明探源与南阳历史地位考察研讨会”，认定南阳是“中华文明探源核心区”。二是2021年1月18日，南阳夏庄墓地不见冢考古“天子驾六”横空出世（见2021年1月18日南阳晚报）。三是2021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现认定：“南阳谢庄等岩刻遗迹是古代星象天文图，是具有定季节和时刻功能的‘日晷’，形成年代很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四是2020年11月2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考古中国”五个重大项目，其中四个都是夏遗址，唯有黄山遗址为先夏遗址。五是2022年2月8日，也就是大前天，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初评”确定了32项参评名单，南阳黄山遗址进入前列。

2019年4月，笔者大胆提出了华夏“首”都的概念和假设，初判以南阳黄山遗址为中心的南阳是华夏“首”都，支持者芸芸、质疑者隆隆。随着省、市考古专家们在黄山遗址的一个个重大发现，2021年10月27日，笔者又发表了华夏“首”都考略（二），该文以九重研判法确定华夏“首”都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地位。商周考古大家何驽先生于2021年12月7日，发表了《再论“最早中国”及其判断标准》，以陶寺圭尺确定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作为“最早中国”的判断依据，何驽先生未曾到过黄山遗址，未曾到过“中国最早的天文台”，这是南阳考古工作的缺憾。

张岩是陕西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南阳市文广旅局办公室副主任。他深读了何驽先生等诸多考古学家关于“最早中国”的一些学术研究，结合南阳的考古发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写就了这篇文章。我们将参照《不见冢“见”什么》《南阳“岩石文”试读》的研究模式，配合黄山考古工作，做公共考古的志愿者，推进《华夏“首”都考略》系列研究，期盼着广大文化爱好者的参与。

让我们放下包袱、擦亮眼睛、沐浴春风、立定脚跟、铿锵探源吧。

白振国 郭起华

2022年2月9日

华夏“首”都考略(三）

试论最早中国在南阳

—以最新发现远古天文台等重要文化遗存为例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磨制石器、原始农耕、家畜饲养、陶器制作期间，通过圭臬以“两分两至”、丈量山川、占卜凶吉以掌握天地之运行，作物之生长、历法之规律。观天授时逐步成为王权的象征。我国有关天文历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尧典》：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时”，即在尧时由羲和负责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发布历法[]。在洪荒世界，南阳盆地的先民们对天文历法的认识随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不断深入，或可推至更久远的年代。当他们开始产生时空观念的时候，在浅山丘陵上磨刻出规矩台面、星象图案、文字符号等原始图案，依托自然物体或人为建筑作为地中以开展观天授、祭祀神灵等重要活动，并将其牢牢掌握在“治历者”的王权中，从而开启了历法之始、文明源头。

南阳盆地内，随着众多的文化遗存被发现、被研究、被关注、被认可，众多的历史考古学家、大家、名家如约而至地将学术目光、文明曙光、源头之光投向这块盆地，“文明在宛”“中华瑰宝 千年一遇”“南阳·中华文明探源核心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等一系列对南阳的定位更加坚定了最早中国及中华文明源头在南阳盆地。

拙文将通过南阳盆地内文化内涵分析研究与最早中国界定标准比对论证，从人文历史地理、岩石文遗迹内涵分析、观天授时、地中观念、王权与祭祀、文字雏形等重要文化因素，结合现有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试论“最早中国”在南阳盆地。

一、南阳盆地文化内涵

（一）人文历史地理

南阳作为1986年国务院核准的历史文化名城，古称宛，《尔雅•小宛》云：“宛中宛丘”，郭璞注：“宛，谓中央隆高”。地处秦岭支脉伏牛山南北地理分界、黄河长江文化交汇，伏牛山、大巴山与大别山将其围成一个盆地，即南阳盆地，其地势呈阶梯状，三大山脉相围的中间，宛若一个碗，将众多的文化遗存汇聚其中，形成了从50万年到近现代，文化、文明延续从未断流的发展景象，这为寻找“最早中国”垫定了坚实的人文历史地理条件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南阳盆地处于亚热带向北温带的过渡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14.4至15.7度。平原与丘陵、丘陵与浅山区、浅山区与深山区相互连接的地形地貌为远古先人的生存、生产、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南召县杏花山遗址发现了距今50万年前的直立人臼齿，大致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遗址的北京猿人时代相当，南召县小空山遗址发现距今1.5万年的智人活动遗迹，新石器时代遗存100余处，如南阳岩石文遗迹、邓州市八里岗、太子岗遗址，淅川县下王岗、龙山岗、黄棟树遗址，西峡县老坟岗遗址，方城县大张庄、平高台遗址，桐柏县陡坡嘴遗址、新野县凤凰山遗址以及南阳盆地周边的舞阳县贾湖遗址等等......。如此密集的远古文化遗存在南阳被发现实属罕见。充分说明，早在5000至10000年前，在南阳盆地内，已经形成了众多的人类聚落，形成了当时人类的文化、文明中心[]。

（二）岩石文遗迹内涵认定

在石器时代，先人们使用最多的是石器，通过打制、磨制出刮削、砍砸、投射等功能的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球以生产生活，劳作之余，将其劳动经验、与神沟通等一系列符号磨刻在石头上保留下来，用来体现独有的观念。

自2010年2月始，中国先秦史学会古文明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专家和地方学者们在南阳盆地内发现大量的岩画遗迹，并进行深入研究、论证，最终将这些磨刻在浅山丘陵石头上的遗迹命名为“岩石文”。

南阳岩石文遗迹的图案包括圆点状、圆盘状、星象状等等，并具有以下内涵：一是图案均出现于浅山丘陵，在一块巨石的平面上或斜面上，由人工磨刻而成。二是磨刻的图案呈圆形，有单圆形，双圆形，或者三个圆盘相套。有的三个盘用磨刻阴线区分，有的磨刻成高低三个凸面显示，外盘最大，中盘次之，最中间的小盘凸出。三是盘中的正中间有一深的凹穴。凹穴呈圆形、扁圆形、方形或“钺”形，深度为10至50公分，另外还有圆盘中间的没有凹穴。四是多个圆盘磨刻有缺口或多个缺口，指向各有不同。五是凡有圆盘存在的地方，均有远古时期的石刻文化伴生。或有成排的、一组一组各种石刻符号出现。六是圆盘的直径最大的7米，最小的1.8米。一般2至3米最多，这与文献记载的“八尺表盘”是对应的。在所发现的“圆盘状天文星象图”尽管直径大小不一，但其功能应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太阳、月亮、星星的变化规律来定时、定日、定季节。南阳盆地发现的远古圆盘状的星象图充分证明中国的四季划分、历法的制定、十二个月份的划分、时辰的确定、二十四节气的确立均最早诞生在南阳[]。2021年1月24日，该类遗迹被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认定，确认为古代天文星象图，尤其是谢庄岩画遗迹中的天文学内容丰富，是具有定季节和时刻功能的“日晷”，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天文星象图，推测其形成年代很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根据新时期时代的分期，南阳盆地内远古天文台的年代大约距今6000至4800年[]。至目前，这类“圆盘状天文星象图”已发现30多处。这些充分说明，南阳盆地内的岩石文遗迹年代下限至少距今4800年。（图一）

图一  南召县石门乡黑石寨村圆盘状天文星象

（三）观天授时

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史华夏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最初，先人们采用日出日没、昏旦中星、恒星偕日出没、立表测景等多种方法测定季节解决耕作、收获等时间问题，并根据太阳照射地面物体的影子变化，找到了一种计时的方法——日晷。《山海经》有6座日月所出之山及6座日月所入之山的记载，反映出古代观测日月出入定季节的情况。随后，观天授时就掌握在天下最高权利王的手中。《论语•尧曰》：载“咨，尔舜！天文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意思是：“舜，天文历法你一定要亲自操作实践，把测日影的表控制在手中，掌握中正治理天下”。中国古代的圭表测影，多用“八尺”表，该制度在东周已经形成，其后一千多年里，历朝官方几乎都用八尺表进行测影。《周髀算经》开篇就记载了周公借助“量天尺”利用方圆之术，即勾股定理，采用立杆测影方法，以八尺之表为勾股中的“股”边，表影为勾股中的“勾”边进行测影的。八尺之表就是所谓的圭表，换算成米刻度为直径2.66米，恰恰与南阳日晷尺寸大致相当。《史记·夏本纪》等史籍记载大禹治水时“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真正的大地测量[]。

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人类的宇宙观，其实我们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文到人文”“天人合一”“君权天授” 等思想都与先秦古人的天文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渊薮。古代测方立向中寻找建筑的“正北”方向，主要采用一下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太阳来测方立向（真北）；另一种是利用仪器，如司南、指南针等来测向（磁北）。南阳日晷定向正是利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来建立的真北方向，这也充分证明《尚书·尧典》等古代文献描述的“尧”时“两分两至”的四时历法在中国史前社会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掌握制定时间、方位、季节知识，才能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人类得以生存繁衍。南阳浅山丘陵地带，目前发现30多处在岩石上磨刻成的圆盘状远古文化遗存，圆盘中间有凸起，凸起内有爻窝；圆盘上还刻有多少不等、排列有序或成组成对的爻窝，有的还刻有日月图形、天文星象图（如北斗七星、北斗九星、昴星团……）等。圆盘中间的凸起，有三层凸起，有的两层，个别的一层，圆中套圆[]，这些圆盘也正是上述中国科学院大学认定的具有测时功能的日晷。

这些天文台，普遍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采用磨刻技术，局部磨制精细，并伴随着星象图案的爻窝。比如，谢庄天文台，石刻两重圆圈具有日晷的功能，既可以定一年中的季节，又可以测一天中的时刻，同时也是宇宙天文图；在其东南和东北方位有“旦”“月”两个形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其意义非凡，当为冬至、夏至日出的方位。由此可见，南阳盆地内的“远古天文台”，从天文学的角度推开一扇探索新石器文明的新窗口，其年代下限至少距今4800年。（图二 谢庄天文台——日晷）

图二  谢庄天文台——日晷

（四）地中观念

在古代，地中概念、中土概念不单单局限于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以地中观念为基础的、中土为中方的政治地理五方天下观诞生，从逻辑上推导，中土之国亦可称为“中国”[]。

“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通过现代天文学方法来计算在某个特定时间及地理纬度可观测到的理论冬夏至影长。由于对冬夏至的影长测量在中国古代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即在“地中”观测到的冬夏至影长，被认为是编制历法及列土封疆的基本依据之一[]。南阳盆地具有宛的特征，即在盆地中央隆高称为宛，这与测影提供了必备的地中概念。

周人的“地中”观念。秉承《周礼》中记载的夏至影长一尺五寸的标准，绝非周人自创，而是继承了夏代地中天室观念和地中标准，正是由于周人对夏人地中天室以及地中晷影一尺五寸标准的认同，才真正“表现出周人希望继承夏人历史传统的政治思想”，《说文》：“夏，中国之人也”的描述，即周人是认同、认可夏人“中国”之概念——地中之都，地中天室[]。

商人中“地中”概念。早期的偃师商城还位于夏人之地中的北侧二里头遗址的不远处，到了中期的郑州商城稍微偏离了洛阳地中核心区，而到了晚期的殷墟遗址，脱离了传统的地中区域，并且殷墟卜辞中常有“王立中”言，肖良琼先生已确定出“王立中”即圭表测量[]，制定和校正历法，掌握着夏人的地中测量正统性，说明商人认同夏人地中的观念，作为王权的圭表测量“王立中”，将商人所在地，并将其称为“王者居中”。

夏人的“地中”概念。二里头遗址被中国考古界和先秦史学界主流观念视为夏代晚期都城，通过周武王和成王营建东都洛阳的地中理论和地中天室观念，既然周人继承了夏人的地中天室观念和地中标准，加之夏代早期王城岗“阳城”以夏至影长为标准，说明夏人已经使用测影方法确立地中概念。

 陶寺遗址的“地中”概念。何驽论证出“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是最直接物证，圭表测影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

古人认为于“天地之中”的模型观测天文，能够呼应北极、北极星等所在天中地中，体现“王者居中”的思想。考古材料表明，这一思维在 6000 多年前已有萌芽。后岗一期文化的濮阳西水坡 M45 墓主位于“三衡”的中间，又处于对应“斗魁”的位置[]。中国古代虽然总体上王权人文地理、数术原则、空间精神思维多是遵守类似《清华简·保训》“求中”“得中”“归中”“执中”之理念的，但是从历代星图关于帝王、北极星的人文命名以及北极星与北极一般不一致的情况看，古人的这类选择，尤其在三代，往往是呼应北极、北极星附近或中心的[]。（图三）

图三  观天授时下的北极星与北斗七星以及地球自转公转

上古盛行盖天说，以为大地是平坦的，故认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于“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于“土中”建国（都），称为“中国”。武家壁先生梳理出了周成王时营建成周洛邑的大致过程，即周成王七年三月，召公奉成王之命，先到洛汭周居“相宅攻位”，并用正朝夕法定正南北方向，五日而成。召公定洛汭周居的正方向后之次日，周公抵洛，再次相宅，既定宅，即开工建设洛邑。历时九个月完工，经历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节气，因此周公才有可能最早践行“土圭”圭表测影法，以“求地中”“致四时”等，显然是为了确定成周的正统地位的政治需要寻找理论依据[]。 

同样有圭表测影“立中”功能的南阳日晷，在南阳盆地的“地中”概念下，以圭表测定地中或中土所立之国，不仅标志着历法是王权的一部分，依据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而且可确定南阳盆地同样具有“地中”意义。远古天文台，观天授时的地点位于南阳盆地的中心，即地中、中土，故“地中”在南阳盆地。

从夏商周三代或追溯陶寺时期，他们都遵循着地中概念，并指导政治，只是随着朝代的更迭，逐渐产生了僭越，根据测影选择各自的“地中”。周人、商人、夏人立国通过测影将其都邑作为地中，陶寺遗址使用测影将其势力区域作为地中，地中观念通过测影来实现的，既然4300年前的陶寺在地中进行观天授时，那么南阳盆地日晷年代下限为4800年，由此推断，最早的地中观念应在早于陶寺遗址的南阳盆地，其年代至少距今4800年，即中国最早的“地中土中”。

（五）王权与祭祀

玉钺一直作为礼器，象征着王权。距南阳日晷遗迹直线距离3.5公里的黄山遗址，被认定为加工制作玉器的中心[]，遗址中发掘出大量制玉工具，更在墓葬中出土大量玉钺，有的持双钺、有的持单钺，同时陪葬有象牙握把弓箭，数以百计的猪下颌骨。根据墓葬的等级高低，陪葬的物品由多到少，充分显示出了等级和权贵。南阳盆地作为全国发现年代最早的玉钺，在黄山遗址中大量出现玉钺及玉器成品半成品也不足为奇了[]。作为制玉基地，其遗址生活区、功能区（制玉）、墓葬区等规格、布局形成体系，初步推断黄山遗址是当时人类的主要中心地，更明确了“王”的意义。（图四）

图四  黄山遗址玉器加工作坊、大型墓葬、玉钺与象牙握把弓箭、制作玉石工具

在距今一万年的人类史中，祭祀活动早已出现，位于山顶洞的下室公共墓地，尸骨周围伴随着许多赤铁矿粉和各类装饰品，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黄山遗址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约5030-7026年，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大型制玉作坊、前坊后居式建筑、玉器、陶器等遗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出土的多个带有爻窝符号的陶制品，陶制品呈龟壳状或长方体、近正方体，其中长方体的一块陶制品有六对圆形爻窝，近正方体的一块陶制品有三排九个圆形爻窝，爻窝规矩排列，与附近的浅山丘陵发现在岩石上磨刻的圆形爻窝、二里头遗址卜骨爻窝、陕西周原遗址卜骨爻窝如出一撤，应具有祭祀占卜之功能。

通过类型学比对，可看出其中的承袭关系，即年代从早到晚爻窝由古朴向精细转变，爻窝的直径从早到晚由大而深向小而浅转变，其年代早晚依次是Ⅰ式黄山遗址陶板圆形爻窝、Ⅱ式石刻圆形爻窝、Ⅲ式二里头遗址卜骨爻窝、Ⅳ式陕西周原遗址卜骨爻窝。（图五）又经一系列考古调查及勘探，石刻圆形爻窝最近的人类活动遗址只有黄山遗址，直线距离仅有3.5公里，可推断石刻圆形爻窝的制作者当是黄山遗址的先人们，同时结合黄山遗址年代下限距今5030-5296年，年代上限距今7300-7500年，即南阳盆地内发生的王权与祭祀活动时代下限至少距今5030-5296年，年代上限至少距今7500年或更早。

图五 Ⅰ式Ⅱ式Ⅲ式Ⅳ式爻窝演变规律

（六）文字雏形

文献记载，远古人类有三类记事方法：一是以结绳、结珠、编贝、讯木、堆土等的实物记事。二是以工具在石质、骨质、陶质表面的契刻记事。三是以抽象符号、象征图案为题材的画图记事。历史发展进程中，标记符号类和后来形成的文字有着承袭关系，早期的文字是从原始计事的符号逐渐演变出来了。南阳盆地的浅山丘陵地带裸露的岩石上，发现大量圆形爻窝符号和龟背文符号。这些圆形爻窝组合和龟背文符号正是远古记事的标记符号[]。目前，已发现上万处之多，体量之大，区域分布广，实属罕见。尤其在南阳市卧龙区的谢庄乡、安皋镇等地的海拔150至450米的浅山丘陵相连地带。圆形爻窝的组合排列在南阳发现最多，说明这个区域是远古时期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发达中心。这些圆形符号有大有小，有深有浅，均含有不同的意韵。无独有偶，黄山遗址制玉作坊发掘出上万件制玉石器工具，同样适用在岩石上磨刻爻窝。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又逐渐将磨刻爻窝记事法改为契刻记事、图画记事，逐步演化出文字。圆形爻窝符号和龟背文符号，应是黄山遗址爻窝陶板的延续、继而演变出甲骨文、金文等，目前在南阳发现爻窝的地方已找到与商代甲骨文相似的文字约百余个，根据同时期南阳天文台、黄山遗址出土陶质爻窝比对，由此推出，该类文字符号的产生年代至少距今4800年。（图六）

 图六  岩石文与甲骨文比照

二、“最早中国”界定标准

“最早中国”在哪里？“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焦点、汇聚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使命，以寻找“最早中国”、探源“中华文明源头”为核心任务。该研究团队认为最早中国历经文明迹象、文明阶段、文明形态这三个阶段，即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区域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趋向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国”名称的初现，从考古资料，有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有尼雅遗址出土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护臂[]。从文献资料，有《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土于先王”，《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其“中国”泛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肇始于“西土”的周人对夏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的称呼。这应是“中国”原初的含义[]，我们称其远古狭义的“中国”，与现代广义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之“中国”又不谋而合。《太史公自序》 云：“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司马迁已明确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和之前的五帝时代是同一文明前后踵接的两个阶段，禹画九州的历史功绩是“光唐虞际”，是对五帝时代开创的华夏文明的接续与发展，故而夏代必然不是“中国”的开端，“最早中国”必然约五帝时代或更早[]。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目标主要是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论证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张光直先生指出：“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

新中国成立后，以“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或称“中原中心”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强调黄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强大影响力。安志敏先生提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 它的发生和发展推动和影响着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随后，石兴邦先生认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 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苏秉琦先生立足考古学文化谱系区系类型分析提出，大致在距今5000至4000年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这就是陶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是考古学家根据文化谱系研究，首次提出晋南为最早“中国”的观点[]。并根据陶寺圭尺地中标准刻度、陶寺都城性质以及陶寺文化国家社会，进一步明确陶寺为“本初中国”[]。

李学勤先生从古史的角度提出考古学认定的“龙山时代”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比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这个“场”与“最初的中国”概念非常接近[]。

近年来，“最早中国”有了新的界定。何驽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国”概念，不是民族国家范畴里的“中国”，诞生于西周《何尊》铭文“中国”之前，并根据陶寺圭表所具备的天文大地测量功能，结合文献资料中《尚书·尧典》分派羲仲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和叔宅幽都的历史记载[]，将判断最早中国的标准，圈定在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陶寺圭尺地中标准刻度、陶寺都城性质以及陶寺文化国家社会，进一步明确了陶寺为“本初中国”[]。许宏先生认为，“最早中国”是指最早的“王朝国家”，反映的是“国家”的发展高度，无王朝则无“中国”，“二里头国家”是中国历史的哪个阶段，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杜金鹏先生认为，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最早中国”，具有唯一性，也是基于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明确指洛阳平原是“中国”所在，最早突破龙山时代区域文明羁绊，对周边区域形成最大文化辐射效应，与商周文明有直接传承关系，龙凤崇拜正宗源头，还有民俗学现象，今日之河南人在表达赞成、肯定的意思时，往往只用一个字——“中”！从中透露出“最早中国”与河南有不解之缘[]，将“最早中国”推向了二里头夏都。李新伟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各种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建立起远距离的“社会上层交流网”，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张国硕先生认为，探讨“最早中国”标准，应遵循“中—国—优”的思路，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即地理范围上局限于黄河流域，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包括邦国和王国） 以后，文化发展占据优势。在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或黄帝时代广义中原地区已进入文明和国家阶段，庙底沟时期及之后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不宜当作是“最初的中国”[]。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最早中国”界定标准，都是基于各自遗址中相关的特定内涵而立论的，涵盖着历史地理、地中概念、观天授时、文化谱系、社会形态、文化发展等诸方面。归根结底，寻找最初中国的初衷是为了以充足的证据夯实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从而寻找代表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有独特区别的中华文明。

关于最早中国的概念，无论陶寺遗址说、二里头遗址说、仰韶庙底沟说等等，都为寻找最早中国给出了各自的界定标准和方法，目前占主流是将圭尺作为地中标准刻度，以历史地理观、地中观念、观天授时、社会形态，推断出4300年前的陶寺遗址为尧都，也就是“最初中国”。

三、“最早中国”在南阳

“观天授时”“地中土中”“王权与祭祀”“文字雏形”作为“最早中国”之标准，那么南阳盆地时代下限距今4800年的“人文历史地理”“观天授时”“地中土中”“王权与祭祀”“文字雏形”等文明元素涵盖了“最早中国”的判断标准，如此，势必将“最早中国”指向南阳盆地。如若4300年前陶寺遗址视为尧都能够成立，那么至少距今4800年前的南阳盆地远古天文台等重要遗存必将成为比尧舜时期更早的炎黄、颛顼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至此，5000年的文明史将在这里实证。当时生活在黄山遗址的统治者生前借助独山和白水附近的高地依山靠水营建环壕，确立自己的王都。他们采玉、运玉、制玉、易玉、礼玉、崇玉，制作出象征王权的玉钺等礼器，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畜牧业生产劳作，加工和制造玉器、陶器，饲养家畜生产生活，借助附近谢庄天文台确定“地中土中”，开展一系列的观天授时、占卜祭祀等王权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用抽象符号、原始文字磨刻在天文台周围记录下来，指导自己的先民生产发展，死后将大量的猪下颌骨、玉钺、象牙握把弓箭等物品陪葬身边，昭示着自己的权贵及富有。随着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统治者的更迭，他们载着中华文明向北迁徙，在陶寺遗址选择“地中”，建立都城，延续着“观天授时”“王权祭祀”等政治活动，继续着“文字雏形”演变，将这些文字符号契刻于陶器上、浅山上、甲骨上、金石上、木牍上、纸质上......周而复始，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进行着有序书写。

南阳盆地丰厚的历史地理条件，孕育出的具有中国最早观天授时的日晷（年代下限为4800年）意义的天文台等岩石文以及、天地之中、标志着集玉权、王权、神权于一体的王力祭祀中心-黄山遗址、文字雏形、以及周边53处众星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拱举着“最早中国”这个月亮。其中作为观天授时的日晷是判定最早中国的核心标准，是寻找中华文明源头的关键路径，“最早中国”在南阳以无可厚非。

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更需文化来支撑。这些璀璨的文化遗迹如能活化利用，必将成为提升南阳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金色名片，充分挖掘南阳远古文明，打造“寻找文明的曙光-南阳岩石文”文旅研学路线，树立“感触最早的中国”南阳品牌的发展趋势。只有将南阳文化遗存的软实力转换成南阳文化、中国文化的硬基础、硬，为南阳建设河南省副中心城市提供独特的文化支撑，才能擘画出“满城文化半城景 一朝揽尽上万年”的宛美景象。

[1] 张玉坤，刘芳：《景观、建筑、岩画考古天文学特征探析》，《建筑学报》，2016年第2期。

[2] 张建国、蓝成云：《南阳发现远古文明大量遗址遗迹的历史定位及其时代价值探析》，《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十）》，《河南日报》，2022年1月6日。

[3] 周付祥、墨语：《远古石刻“圆盘状天文星象图”》，《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九）》，《河南日报》，2021年3月9日。

[4] 中国科学院大学：《关于加强对南阳谢庄等地“天文岩书岩画”等重要天文遗迹现场保护及开展相关研究的函》，2021年1月24日[5] 白倩：《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第169页。

[6] 李勇：《世界最早的天文观象台——陶寺观象台及其可能的观测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259-270页。[7]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8] 曹慧奇：《曙光之城——从天文考古学看陶寺城址的择向与历法》，《南方文物》，2021年03月。

[9] 周付祥、墨语：《远古石刻“圆盘状天文星象图”》，《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九）》，河南日报，2021年3月9日。

[10] 何驽：《从宇宙观考古看中国文明形成》，《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39页；何驽：《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中原观念的出现与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160-161页。

[11] 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5-119页。

[12] 黎耕，孙小淳：《陶寺ⅡM22漆杆与圭表侧影》，《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4期，第363-372页。

[13]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三期，第301-302页。

[14] 肖晓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影》，《科学史文集》（第10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27-44页。

[15] 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 ，《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5-124页。

[16]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

[17] 顾万发：《陶寺天文观象台“天地之中”内涵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文博》，2019年第6期。

[18] 武家壁：《读清华简<宝训>（续）》，《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42期），2009年。

[19]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闻发布会，国家文物局，2020年12月25日。

[20] 彭小军：《长江中游史前石钺的功能和社会意义》，《南方文物》，2020年，第5期。

[21] 贾兰坡：《山顶洞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22] 张建国、蓝成云：《南阳发现远古石刻的“图”“书”》，《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六）》，《河南日报》，2020年6月4日。

[23] 中国日报网，新闻办就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2018年5月28日。

[24] 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25] 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第23-24页。

[26] 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7] 孙庆伟：《“最早的中国”新解》，《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第48页。

[28] 李新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构建的心路历程》，《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29]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30] 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31] 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32]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0-161页。

[34] 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考古》2012年第3期。

[35] 何驽：《怎谈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7-180页。

[36] 何驽：《再论“最早中国”及其判断标准》，《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

[37] 许宏：《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日。

[38] 杜金鹏：《“最早中国”之我见》，《南方文物》2019年6月。

[39] 李新伟：《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 》，《光明日报》，2014年2月12日。

[40] 张国硕：《也谈“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