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谦君子一老翁 ——漫谈周同宾老师

谦谦君子一老翁

——漫谈周同宾老师

李天岑

　　佝偻着腰，削瘦的脸，戴着一副眼镜，斯文文的，他——周同宾老师，就这样一副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那天吊唁过周同宾老师回到家里，二女儿李冠淑正巧回家来，闻听后心里一沉，然后问我，周老师多大岁数了？我答：八十。接着她说了一句玩笑非玩笑的话，“周老师能活八十岁就不错啦，看他那身体瘦的，总觉得一阵大风刮过来就能把他刮跑！”也是，他活到八十也算不错。过去人说，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医疗条件也都改善了，人的平均寿命提高，现在闲谈中人常说，人活七十赔本，活到八十够本，活到九十长寿，活到一百岁是高寿。周老师这一生从生命学的角度说总算够本吧！

　　写到这里，要先感谢南阳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乔海军同志。是他安排我与周同宾老师见了最后一面。去年完成长篇小说《三山凹》的出版和《长篇小说选刊》选载三十万字的删改版任务后，双肩疼痛胳膊抬不起来。今年正月初七就去医院治疗，但效果不好，后来有朋友介绍天冠社区医院一位姓史的大夫给我治疗，史大夫确有“独招”，先针灸，又艾灸，接着拔罐，最后用黑色的泥巴（他说是火山泥）加热到45度，用塑料薄膜包住，一个肩膀贴一块，像两个刚出窑的热砖头贴在背上。这一套程序操作下来得五六个小时。6月28日上午10点钟左右，乔海军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午要请北京回来的李庚辰和周老师吃饭。他特别强调了一句，周老师出医院了，中午请他吃个饭，你再不方便也得参加吧！我没有犹豫，得去！身上背着那两块“火山泥”做成“砖”形的热敷料，穿不成衬衣，穿不成T恤，我就外穿个夹克衫去了酒店。一到酒店不失所望，见周老师面色红润又有光泽，脸上肉也多了点，精神状态非常好，说话声音也大了。我还与他开玩笑说，去大修厂保养保养就是好！中午我们喝了点酒，当然他没多喝，吃得也开心，他偶尔也点支烟，整个气氛比哪一次在一起吃饭感觉都好！生活真像写小说一样，没想到，时隔两天的一个早晨，有朋友打来电话说，同宾不在了！我一听，当时手机“叭”一声落到了地板上！

　　我知道“周同宾”这三个字，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和知道“乔典运”几乎是同时期，那时我正在读初中，正在萌动着“文学梦”“作家梦”。那时候没什么文学书读，也没有什么文学期刊看，就是在《南阳日报》白河副刊上常读乔典运、周同宾等人的作品。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二个文艺的春天，文学青年们都是“一盏孤灯到天明”，急于出作品。一个省就一个文学刊物《奔流》，发作品何其难也！当时的地区文化局创作室和《奔流》杂志社联合在南阳军分区招待所办“青创班”，或叫笔会，一期就是十天八天，把各县的“苗子”集中起来，大家带着稿子来，由乔典运老师、周同宾老师坐镇，一人念，大家听，听后众人一齐“围攻”提意见，最后由乔典运、周同宾老师点评，作者回到招待所再改稿，谁的稿子“完工了”谁先离开。我在《奔流》发的第一篇小说《多余的介绍》就是这样出来的。写到这里不得不说说当时《奔流》杂志的编辑杜道恒老师。他是一位很负责的编辑，对每一位作者都是耐心负责地帮助，青年作者每发表一篇作品都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每次的“青创班”和“笔会”，杜道恒老师都自始至终参加到底，直到把稿子定了带走。那时的“笔会”上我印象最有意思的是周同宾老师。因他家在市内，不住招待所。他早晨来时骑个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挂个翻盖的人造革黑提兜，见我们总是笑着说，我来了。晚上他又是那样推着他的破自行车，把黑提兜往车把上一挂，笑微微地对我们说，我走了，然后才骑上车子走。那时他的名气虽没后来大，但在我们这些懵懂的文学青年眼里已是“大家”，感到他对我们还那么地谦和！

　　我与周同宾老师交往最多印象最深的其实是2013年之后这些年。2013年5月13日下午，我在南阳市人大四届五次会议上正式卸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卸任前，时任市委主要领导要我退下来之后不能闲下来，要再做点事情。做什么呢？其实早几年就有人给我出了题目。几年前一次市委书记、市长、我和政协主席四人一道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活动开始前，在贵宾室里闲坐，旁边两个北京人，不是河南人，更不是南阳人，好像是在国家部委工作。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南阳的。那两位立刻竖起大拇指说，南阳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文化底蕴丰厚，人杰地灵。他两个从古代的诸葛亮、张衡、张仲景，一直说到当代的彭雪枫、冯友兰、二月河、王永民，还能说出南阳有多少个将军、多少个院士、多少个法学家……如数家珍。最后他们说，南阳就是一门南阳学，南阳应该研究大文化。我当时听了点点头，非常佩服这两个不是南阳人的人对南阳这么了解，所以这些话就一直藏在我心中。在市人大四届五次会上，我就给市委主要领导汇报了早年在北京遇到的两个人讲的那番话，要研究南阳大文化。主要领导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拍板支持，而且接二连三地催我快拿出一个研究方案。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一个人怎能撑得起这样大的一个课题呀？何况本人又才疏学浅！必须要先广揽一批人才。我首先想到的是请周同宾老师出山！因为当时二月河老师已蜚声海内外，他只能作为一个背靠的大树而不能让他亲力亲为，只有周同宾老师能具体帮助我把这件事撑起来。人大会闭幕隔一天我就要去深圳参加文博会，没有时间去拜访周老师并商讨自己的思路，就委托乔海军同志去见周同宾老师代我汇报。没想到从深圳回来后，乔海军同志就给我回话说，周老师欣然答应！并说周老师提议由原来设想的南阳大文化研究及文化产业促进会干脆取名南阳大文化研究院！南阳大文化研究院就这样萌动出土了！

　　在大文化研究院的八九个年头里，我感触最深的是周同宾老师的品德高尚、谦虚低调，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像他那样大的名声完全由他来担任院长最合适的。由于搞大文化研究是我倡导的而且我又长期担任市领导，这个院长市主要领导就提议由我来担任，虽不是个什么官但毕竟是个牵头人，同宾老师就只能挂个副院长的名分了，但他也十分乐意。再早之前，文艺界的同仁们都评论说，周同宾品德好，善于团结人、甘于辅佐人，乔典运是南阳作家群的领头人时他配合乔典运，二月河是南阳作家群的旗帜时，周同宾仍然是维护二月河！直到去世周同宾都是如此！多么难得、可贵！在此，我再次向周同宾老师致敬！

　　周同宾老师很敬业。文化院开会讨论业务他从没有缺席过，也没有迟到早退过。文化院研究的是文化，研究文化就离不开看文字，每次研究至少都是几十页子几万字，周老师眼睛不好，但每次开会前他都能把事前分发的文字材料看一遍，发起言来层次分明，高屋建瓴，让人深受启发。再者，周老师才识渊博，满腹经纶。在学习讨论中，包括日常工作中，遇到弄不懂的问题，请教周老师，他都能给你一个圆满的解释或答复！从来没有回答不出来的。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周同宾是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问家”，我就讲，周老师是南阳一座文化财富的宝库，应保存好！可惜“保存”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由上帝掌握！

　　周同宾老师很“爱才”，这里说的是他爱人才，善于提携年轻人，不是提他们做官，而是言传身教提高年轻作家们的写作本领。这方面，我想水兵和许多年轻作家都会有更深切的体会。就我来说，每写出一篇作品他都很高兴，给指点提意见。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三山凹》初稿出来后他竟能看一遍，还多次听我讲创作思路。去年我写了两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小短篇，水兵看了觉得很新颖，擅自推荐给周老师看了！突然有一天周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天岑，你咋想起来写这两个东西？”我说，“一是题材决定必须这样写，二是也想换换风格！”他说，“这两个东西写得很好！你可以写上一二十篇出个集子。”我回答说，“手头怕是没这么多这类题材。”他仍说，“你如果坚持这样写下去将会大器晚成！”多么真诚的关心、殷切的期望啊！

　　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说过，周同宾先生没有死，他只是抛却那条累赘的病体，去天堂作一次长久的旅游！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文学生命与《皇天后土》永存！

　　（李天岑，河南省作协第五届副主席，第二届杜甫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