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经典《王贵与李香香》诞生前后
许进安
1946年9月，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的一首叙事长诗，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并迅速在民间传唱，被誉为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新诗领域的里程碑作品。新华社还请在延安的美国专家李敦白译成英文向外广播，这是延安时期第一次用英语对外广播文艺作品。这首诗就是用陕北“信天游”写成的《王贵与李香香》，作者是时任《三边报》社长、24岁的李季。那么，《王贵与李香香》为什么能引起轰动，创作过程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唐河县东南25公里的祁仪镇，近代走出了彪炳千秋的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冯氏三兄妹”。1922年8月，李季就出生于这个小镇。李季的父母在祁仪街南头，距离冯家四五百米的地方，开了一个卖草绳、碗筷、鞭炮、火纸、油盐酱醋的小杂货铺——李家小铺。李季从小喜欢在街上的书摊前看书，无论是唱本、鼓词或是小说他都感兴趣，尤其迷恋鼓词和曲子戏。这就为后来创作《王贵与李香香》埋下了伏笔。李季后来在《乡音》中写道：倘若不是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我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的呢？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曲子戏的“蹩脚”演员。去唱曲子戏，这曾是少年李季的一个理想。
小学毕业后，1936年9月李季到“南阳私立敬业中学”上初中，这期间阅读了不少“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他还在宿舍里挂了一张鲁迅的半身像。那时因病回家休养的姚雪垠，还给李季上过语文课，他读过姚老师的小说，对姚老师很是钦佩。抗战全面爆发后，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再加上自己的抗战热情，只上了一年初中的李季退学回到了祁仪镇。
那时候，抗日宣传如火如荼，也波及偏僻的祁仪小镇。李季和他的小伙伴们在祁仪街头演出过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还办了一个每周一期的墙报《救中国》，而最吸引他的是革命圣地延安。
抗战时期，延安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国各地赶来的追随者，从1938年5月至8月，就有2288人奔赴延安，这就包括16岁的李季。
“抗大”是培养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地方，那时候从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都要送到抗大去学习。李季在“抗大一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太行山上党盆地一个八路军游击大队，先后任文书、教育参谋、副指导员。同年底，游击大队在山西武乡整训并被编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李季任三营指导员。在太行山战斗期间，他没有忘记对文学的热爱，别人休息时他抓紧练习写通讯或散文，常为找不到书或无人交流而苦恼。
创建于1938年初的鲁迅艺术文学院，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专业，是当时革命和进步文化的中心，到鲁艺去学习是李季最大的愿望。
当时，为了给各根据地培养文艺人才，还设立了几个“鲁艺”分校。1942年1月，李季被安排到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下属的“晋东南鲁艺”学习，根据他的爱好，被编入仅有10名学员的文学研究班。然而，学习不断被战斗所打断。1942年5月，日军为消灭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发动了残酷的“五月大扫荡”，李季亲眼目睹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被炮弹击中牺牲的场景。鲁艺学员也在战斗中被冲散，并有数名教员和学员牺牲。李季在山里与日军周旋几个月后，于1942年底才撤退到延安。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通讯，刊登在1943年1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这是李季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东西。
正当日本鬼子“五月大扫荡”的时候，延安召开了一个后来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会议，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后来不少如雷贯耳的人物：于蓝、丁玲、田方、萧军等艺术家。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当时延安的文艺界脱离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沉醉于“高雅”艺术之中，引起了人民和干部的不满。
据时为鲁艺学员、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员王昆回忆，老百姓形容鲁艺音乐系是哭爹哭妈，戏剧系是疯疯傻傻，文学系是吹牛拍马，美术系是画他爸爸。所以座谈会上提出必须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怎么为”的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拨开了延安文艺界思想的迷雾，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延安文艺运动敲响的第一声锣鼓，是１９４３年鲁艺师生率先推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主席、朱总司令观看后很高兴，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李季从太行山返回延安后去报考鲁艺，面试后，校方认为他文化水平偏低，又没有像样的作品，达不到入学水准。1943年4月，组织上根据需要，分配他到文化落后的三边地区的靖边县任小学教员。上“鲁艺”的梦想破灭了，而李季文学生涯的转折点到来了。
从延安到靖边二百八十里的路要走四天，李季跟着用驴骡驮货的“脚户”张登贵一起出发了。走得无聊时，张登贵唱起了信天游：一道道山来一道道川，赶上骡子走三边。走一回三边十几天，头一站住在走马湾。
靖边流传着“男人忧愁唱曲子，女人忧愁哭鼻子”的谚语。这“曲子”就是信天游。信天游一般是上下两句为一节，上句比兴，下句点题，目不识丁的三边人善于用“信天游”来表达喜怒哀乐。
李季在延安时看过秧歌剧，里边就有信天游，但一个中原人听不懂陕北话，没引起他的注意。路上听了脚户的讲解，他感到信天游的行腔走调与老家的鼓词、曲子戏和他熟悉的唱本有异有同，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靖边完小教书的四个半月中，信天游高手杜之栋为李季推开了一扇能看见三边的黄蒿、沙棘、连枷、老汉、后生、婆姨、掏苦菜的女子们劳作生息的窗。
自靖边开始，李季把各地收集来的信天游记在小本子上，方式有几种：向当地民歌手或农民口头采集；农民在地里干活随口唱，他随口记；搭牲畜车时听车把式的吆喝声与歌声；藏在河边芦苇丛中，或蹲在窑洞窗台下，听洗衣服或做针线活的妇女们的哼唱。
1945年秋，李季奉调到三边的盐池，担任县政府的政务秘书，县长不在时代替县长的工作。自1943年春至1945年冬两年时间里，以前连陕北话都听不懂的李季，不但熟悉了陕北的方言、土语、俚语，还搞懂了信天游的源流和特色，并能熟练地用信天游的民歌形式写作。后来影响中国诗坛的《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在盐池县完成的。
“山上的泉泉又遇大雨，边边道道往外溢。”从下笔开始，从延安到靖边一路听脚户唱的信天游，杜芝栋唱的信天游，定边、安边、吴旗、盐池的女子婆姨、放羊老汉、收秋的后生、赶车人，他们在哺育过无数生灵的三边黄土地上唱过的信天游，一波波从他脑海里奔突而出。自11月初至12月初，三部十二节近千行的长诗脱稿。
然而，《王贵与李香香》的发表过程也经历过一些挫折。1946年夏，李季将长诗改编分段后在《三边报》以《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为标题连载，区乡干部、老百姓很是喜欢。但李季把稿子投给延安的《解放日报》时，却杳无音信。
“公元一九三零年，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三边。人人都说三边有三宝，穷人多来富人少。一九二九年雨水少，庄稼就像炭火烤。瞎子抹黑上路难，穷汉就怕闹荒年。”1946年8月，《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刘漠冰在三边，听到一个赶牲口的脚户唱着一首他从未听过的民歌，他向脚户打听唱的是甚？脚户给他几份载有《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的《三边报》，两页读后，刘漠冰很受震动。他很快打听到了作者，并在定边找到1946年4月已调任《三边报》社长的李季。
1946年9月，《解放日报》连载时改名为《王贵与李香香》，一经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它的成功之处是，长诗没有仅仅局限于表现爱情，而是将爱情和革命结合起来，不仅描绘了几个激烈的斗争场面，使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打破了信天游的传统主题，拓展了其表现力。
《王贵与李香香》发表以后，有人写信要求印刷成书出版。1947年3月单行本在香港出版，郭沫若作序，说“《王贵与李香香》是人民翻身与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周而复为该书写了后记，说“《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无疑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给我们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1948年初，茅盾撰文评论说“它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间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算过分。”《王贵与李香香》让李季一举成名。
这首叙事长诗与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的《白毛女》，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一起，给延安文艺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李季的诗歌创作开始转向歌颂石油工人，被亲切地称为“石油诗人”。1980年3月8日，李季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任上，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年57岁。
《王贵与李香香》自诞生以来，被改编成连环画、说唱、歌剧、舞剧、淮剧、秧歌剧、电影等无数个剧种在全国久演不衰。近年，宁夏演艺集团打造的现代秦腔剧《王贵与李香香》，加入钢琴、唱诗班等西方元素，这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形式，赋予了《王贵与李香香》新的感染力，获得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大奖“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21年又入选文旅部“庆祝建党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继续绽放、飘香。
（作者系央视纪录片《冯友兰》导演）
图片说明：李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