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秘闻拟用稿

    1.差一铁锹土就被盗走的“中华第一剑”  新华社

    2.古人虫牙揭示的龋病发生秘密  《科技日报》）

    差一铁锹土就被盗走的“中华第一剑”

　　“当时剑就在盗洞正下面，还差30厘米就挖到了，也就是一铁锹土。”时任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队长、今年81岁的宁景通，回忆起当年“中华第一剑”——玉柄铁剑的出土，往事历历在目。

　　1989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乡将黄河南岸上村岭上一块闲置土地划给168户村民做宅基地。由于事先没有通知文物部门进行文物钻探和清理，陆续有村民在建房时挖出文物。消息不胫而走，沉睡了将近2800年的虢国墓地成为一些村民和盗墓贼挖掘的目标。

　　“有的还没盖房，就先圈起院墙，在自己院子里面挖；有的盖好房了，就在屋子里面挖；还有文物贩子，在野地里挖。”宁景通回忆。

　　贩卖文物暴富村民的反常消费，引起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缉私队队长景保成的注意，一宗大规模集体盗墓案浮出水面。短短40天内，警方共收缴出土文物984件，其中一级文物16件，二级文物122件；抓获违法犯罪分子69名，其中18名被逮捕判刑；收缴赃款21万余元。

　　三门峡市文物部门职工承担了墓地的保卫巡逻任务。1990年春节过后，因有新的发掘任务，墓地保卫巡逻有所减弱，犯罪分子乘虚而入。2月15日凌晨，一处已经封填的盗洞再次被挖开，由于发现及时，犯罪分子未能得手。

　　河南省文物局决定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对上村岭虢国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时盗洞有十多个，我们决定从2月15日被挖开的盗洞开始，定名为1号墓。我们判断盗墓贼去而复返，很可能是第一次没得手，下面应该还有文物；而且盗洞有10多米深，很可能是座大墓。”宁景通说。

　　盗洞下面是个南北向的竖穴墓。当清理到盗洞下面30厘米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龙正在椁内发现了一个玉片。他非常疑惑：“玉器应当放在棺内,椁内棺外出现玉器，是放错地方了吗？”

　　第二天，随着清理，玉方片过渡成玉圆柱，上面还刻有花纹。王龙正更加疑惑，这里是青铜车马器和兵器陪葬区，不该出现玉器。

　　清理继续向下，“是铁！是铁镶在玉器里面！”王龙正大叫，大家也围过来，都不相信是铁。因为当时的考古基本常识是，铁器出现在战国时期，西周晩期不应该有铁。

　　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暂停了对此物的清理，先清理周边的青铜器、兵器。两天后，再对其进行重点清理。专家们发现，玉圆柱下面的铁虽然整体断裂，但中间还有很细很细的部分连在一起。铁锈上能看到丝绢包裹后留下的痕迹。器物尖端因插在木椁里，阻止了氧化，留下一个宝贵而完整、看上去锐不可当的锋！这时专家们才明白，这是一把玉柄铁剑，与车马器、兵器放在一块儿，非常合适。

　　后来，专家们在清理青铜器时，发现了铭文“虢季”字样，证实这是一座虢国国君大墓。

　　1990年秋，三门峡市文化局局长何松林等人把玉柄铁剑装在一个小木盒内,送往北京科技大学化验。经化验，此剑竟然是一块炼渗碳钢打制而成！而炼渗碳钢就是块炼铁经过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而成，所铸器物也因此更锐利、坚韧。鉴定还发现，丝绢包裹的剑外还有一个皮质剑鞘；剑身和玉柄中空，连接它们的是铜芯。

　　这是一把国君心爱之剑：全长33厘米，玉柄上镶嵌有两组绿松石，下葬时先用丝织物包裹，再装入皮质剑鞘。这是一把仿生宝剑：剑柄坐地，像一枝破土而出、英姿飒爽的翠竹。竹子拔节形成的平行纹和数片竹叶形成的螺旋纹，有利于持剑平稳。这是一把工艺之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体，将中国人工冶铁史提前近两个世纪，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剑”。

　　根据化验结果，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把此剑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现在，玉柄铁剑已经成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它锈迹斑斑的剑身现被网民戏称为“烤红薯”。但它鲜为人知、险些被盗、后又被奉为珍宝的命运，显示着社会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热爱。（完）

    古人虫牙揭示的龋病发生秘密

    《科技日报》）

　　日常生活里，牙疼实在是件“要命”的小事。可你知道嘛，不只是现代人，古人同样也会为龋病所苦。

    不要小瞧这一颗颗曾深埋地下、穿越千年的龋齿，在考古学家眼里，它们可都是能见微知著的宝贝。

    古人是如何患上龋病的？长期从事古代人骨研究及古病理学研究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朱泓介绍，远古时期，人们没有牙齿保健意识，也不太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坚持刷牙。古代人口腔中食物残渣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是诱发龋病的关键因素。

　　古农耕人更容易患龋病

    那么，了解古人群的龋病情况有什么用呢？“正如前面所讲到的，龋病的出现，和食物的摄取密切相关，而食物摄取又与人类生存环境、生存模式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朱泓介绍，透过古人群龋病现象，可以对他们的食物来源和谋生的方式有进一步的认知。比如，他们是以吃植物性食物为主，还是以吃动物性食物为主，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还是以狩猎、畜牧为主。

    古病理学研究表明，患龋率的高低与人类食物结构中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的多寡息息相关，而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的差异则是不同经济类型人群饮食差异的直接反映。

    “国内外相关考古学者运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龋病发病率的升高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的出现以及人类食物结构中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的增加息息相关。”《内蒙古中南部先秦两汉时期人群龋病与生业模式初探》作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张旭说。

    20世纪80年代，在对日本地区发掘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龋患情况调查与研究后，牙齿人类学家Turner曾指出，凭借渔猎—采集度日的绳纹时代先民在患龋率方面(患龋率0—5.3%)要低于依靠农业耕种为生的弥生时代居民(患龋率2.3%—26.5%)，而从事混合经济模式的古代人群患龋率(患龋率0.4%—10.3%)则介于二者之间。

    对我国北方部分古代人群患龋率进行统计和比较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副教授何嘉宁曾撰文指出，我国北方古代人群患龋率变异范围相当大，由于农业经济模式下碳水化合物类食物被当作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农业经济模式下的人群龋病发生率最高；畜牧经济模式下的食物结构中则以肉类食物为主，碳水化合物类食物摄入不及农耕人群，因此在游牧人群中，龋病发生率偏低。

　　食物日益精细使龋病发生率递增

    透过一颗颗古人留下的虫牙，考古学家试图更为精细地勾勒和还原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

    “此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对某个遗址出土的人骨遗存进行统计报告，而张旭所做的这项研究，不仅涉及他重点关注的内蒙古中南部先秦两汉时期遗址，同时还结合其他遗址材料，进行了相对系统宏观的研究。”朱泓指出。

    通过细致梳理，张旭发现，我国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古代人群的龋病发生率，自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点符合目前学界关于“龋病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农业出现相关”的推论。

    从更大时空尺度来看，我国北方地区由不同经济模式主导下的各古代人群在龋病方面表现各异。张旭具体分析道，原始农业时期，虽然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因处于较原始的阶段，狩猎采集等其他经济仍占有一定比重。碳水化合物摄入有限，龋病发生率相对偏低；而随着时代的进步，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农作物的生产及加工水平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食物变得越来越精细，龋病发生率也随之递增。

    “客观上，随着农业生产和加工技术的进步，使得食物的精细加工成为可能。而同样都是吃一定重量的植物性食物，如果加工更细致，由于去掉了表皮，吃到的淀粉会更多，同时细小颗粒也更多，更容易沾附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进而更容易出现龋病。”朱泓分析道。摘自《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