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史海钩沉拟用稿
一、月食来了，古代人如何应对？《北京日报》
二、《陋室铭》背后的故事 《中国故事》
三、“跳槽”最初指爱情喜新厌旧 《羊城晚报》
月食来了，古代人如何应对？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我们自然能够以纯粹审美、好奇的眼光来对待月食的发生，但是在古代，月食作为一种少见的天文现象，一旦发生很容易受到古人的关注。早在商代已有了月食记录。已经发现的殷墟卜辞中记载了五次月食事件，具体发生年代尚有争议，大致是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144年这一范围内。《诗经》当中也有“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的诗句，被确定为是一次月食在前、日食在后的日月连食，发生在公元前776年周幽王时期。
月食具政治层面意蕴
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系统整合，构建了一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由此天降灾异与帝王的“修政”“修德”联系起来，“奉天承运”成为帝王政治不可或缺的理论根据。太阳象征着人主之君，即“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这样就把日食的发生与帝王失德相联系。与太阳相对的月亮，则有两重含义：对于后宫来说，月亮是帝王后宫之主的代表。对于朝廷来说，月亮又是诸侯大臣的代表。
正因为有以上这种附会，月食在古代常被用作“大臣斗皇后”的有力武器。当然，大臣们内部之间争斗起来，“月食”这种武器用得更是得心应手。
从国家大政角度看，月食以后，古人还要反思在刑罚方面是否有失偏颇。因为“日掌阳，月掌阴。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认为“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滥及良善，则月蚀”。也就是说执法有失偏颇，怨气过盛也会导致月食的发生。因此月食出现后往往有皇帝颁布特赦诏书，赦免囚徒、收拾和掩埋骸骨以及讼理冤屈。
月食之后一系列补救措施
月食后，古人除了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外，还有一系列补救措施。《周礼》上记载：“救日月，则诏王鼓。”就是说当日食或者月食发生后，要由周天子亲自击鼓来驱逐吞食月亮的怪物。随着人们对日食、月食认识的加深，到清代擂鼓这一仪式已经不需要皇帝来亲自执行。
击鼓、击镜等都是通过制造声音来达到救月的目的。同样是救月，皇室层面有着种种繁琐的礼仪，又要素服，又要避正殿，并且上香、跪拜，行三跪九叩救护礼，作乐伐鼓。组织性稍差的民间，救月仪式就不免显得喧嚣，到后来反而颇有娱乐性。清代一些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外国使节对此多有记载，乾隆年间马戛尔尼访华期间，恰逢一次月食。副使斯当东回忆：月食前街巷贴出了官府预告月食的通告。当月食发生时，百姓纷传天上的狗要吃掉月亮，于是敲锣打鼓，力图尽快赶走这一怪兽。光绪年间驻中国云南的法国外交官方苏雅曾有一次从睡梦中被炮声惊醒，以为遭到了民众的进攻。结果原来是城中百姓遇到了月食在放鞭炮，“以轰走吞吃月亮的天狗”。摘编自《北京日报》
《陋室铭》背后的故事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脍炙人口，是传世的名篇佳作。但这一名篇的孕育和诞生背景，却是一个让人义愤难平的故事。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52岁的刘禹锡被贬官至和州（今安徽和县）当刺史。因为他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政治运动，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由于革新派势力单薄，保守派势力强大，革新失败。之后他被贬，先后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后又到和州。《陋室铭》便作于和州任上（824—826年）。
按当时的规定，他到和州后应住衙门里三间大的屋子。可当时的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见刘禹锡被贬而来，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不奉承，不送礼，不打点，心里很是不悦。所以有意为难他，安排他搬出衙门，住在县南门外靠江边的房子里。刘禹锡心里明白，也不计较，只是撰写一联贴于房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他心里想的仍是关系国家利益的改革。
不想知县见了很恼火，心想，你都贬到这儿了，你还不知趣，不但不思悔改，还“思争辩”？岂有此理！“我的地盘我做主”，他随即让刘禹锡搬离城南门住到城北门，房子也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住这房子你没法“观白帆”了吧。但房子临近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在诗人眼里它仍有宜人之处，“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又给新居写了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和州又称历阳）心在京”。诗人的变革理想并没有因为贬谪他乡而改变或灰冷，在他的体认中，“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房子大小不过是容身之地，内心的信念才是一切，心底无私天地宽。这种人生格局是知县终其一生也不能理解的。
知县见了更加恼火，索性让刘禹锡住进更小的房子，屋子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半年时间，知县一再进逼挤对，刘禹锡一再退让，因为对方是不配自己去理论的人，他不能去和知县论短长而拉低自己。于是，他把内心的百转千回诉诸笔墨，单薄的纸张，负荷起满腔的怨愤不平，也负荷起历史的沉重慨叹。于是，《陋室铭》一文在此情境下写就，一字一句作金石声，穿越时空成千古绝唱。他请柳公权书碑，请人刻于石上，立在门前。
从此，这间陋室走进历史，《历阳典录》：“陋室，在州治内，唐和州刺史刘禹锡建，有铭，柳公权书碑。”这里至今仍是当地名胜，它历经风云变幻，也见证了人世沧桑，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观瞻。1986年，陋室由安徽省和县拨款修葺，同年，被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陋室铭》全文81字，文字不多，却字字生辉，意蕴深长。短文孕育于污浊的官场，却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香远益清，垂芳后世。诗人超脱凡俗的志趣与玉洁冰清的情怀，流溢在字里行间。室陋不掩德馨，反而更凸显了作者傲岸的人格力量。
刘禹锡积极入世，参加政治革新，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是以一己私利为出发点，不为个人沉浮荣辱挂怀。不论怎样命途多舛，他坚守自己的信念，九死不悔。他以世俗眼里的执迷不悟，续写着坚毅人格和铮铮风骨。摘编自《中国故事》
“跳槽”最初指爱情喜新厌旧
当今常用于口语的“跳槽”，不能单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词语的来源，明代杨慎在《杨慎诗话》里有解：
“魏明帝初为王时，纳虞氏为妃，及即位，毛氏有宠而黜虞氏，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令终，殆必由此亡国矣。’其后郭夫人有宠，毛氏爱弛，亦赐死。……元人传奇，以明帝为跳槽，俗语本此。”
据杨慎的记载，魏明帝先后宠爱过虞氏、毛氏和郭夫人，用情极不专。后来的元代传奇，将魏明帝见异思迁的这种行为称作“跳槽”。所以，这个词的最初意思，是指男女之间在爱情上喜新厌旧。
虽说出于元代，但“跳槽”的用例大量见诸明清。如明代冯梦龙编的民歌集《挂枝儿》，就有一首《跳槽》：“你风流，我俊雅，和你同年少，两情深，罚下愿，再不去跳槽。”男女双方表达的是用情要专的愿望。由于风月场上的嫖客，抛弃旧识的妓女，另搭新欢与用情不专有相同之处，“跳槽”自然也用于此义。例如：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便有帮闲钻懒一班人儿出来，诱他去跳槽。大凡富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搭着便生根的，见了一处，就热一处。”又清沈复《浮生六记》：“秀峰今翠明红，俗谓之跳槽，甚至一招两妓。”
同理，雇工另寻新主，又与“跳槽”的“不专”相似，“跳槽”后来也用指离开原来的职业另谋出路。例如：清陈森《品花宝鉴》：“那姬师爷更不好，如果好，我也不跳槽了。”这个用法就是现在“跳槽”的常用义。广州话从清代起，承用此义。
十九世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W.Lobscheid，在1869年即已完稿的广州话词典里收录了“跳槽”，并解释为：To jump from one's manger；to leave an employ without cause。表明“跳槽”在清代的广州话与现今口语所用完全相同。
“跳槽”由元代发展到今天，词义从爱情的喜新厌旧，到嫖客另搭新欢，再到雇工另寻新主，在“不专”上一路变化。这个词的流传也非“一路平坦”，在共同语里早已“销声匿迹”，虽还保留在广州话里，但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在港澳地区使用。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由港澳地区“倒流”回用于大江南北，人们对这个久违的“老词语”相当陌生，以为是一个新造词，其实是留存在广州话里的一个近代汉语词。 摘编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