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发现，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这一发现，让夏文明的存在成为无可辩驳的史实！
八里桥古缯国遗址，发现“夏文字”
□全媒体记者 陈菲菲
继“不见冢”考古发现“天子驾六”、南阳岩石文发现“远古天文台”之后，南阳考古又有重大发现：方城八里桥古缯国遗址出土文物研究，发现“夏文字”！
这一发现，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这一发现，让夏文明的存在成为无可辩驳的史实！
今年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运章、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乔保同、方城县文物局局长李迎年，在对八里桥古缯国遗址出土的3件陶器、1件卜骨上的四个“刻划符号”进行研究释读时，得出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四个“刻划符号”是文字，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这一问题。
研究成果已形成学术论文——《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附后）
寻寻觅觅时光荏苒，岁月的年轮上闪烁着今人与古人相视的光影，镌刻着今人与古人对话的印记，蕴含着今人与古人智慧的通灵。作为中国历史叙事中的第一王朝，夏朝一直是国人魂牵梦绕的朝代，但又如梦如幻，神秘莫测，至今未能被人揭开面纱。中国在夏朝及其之前的文明认同在国际上有争议的声音，主要也是因为商代之前的历史缺乏“自证”的文字材料出土。
蔡云章、乔保同、李迎年八里桥古缯国遗址文字的发现和释读，不仅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姒性曾国的历史等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而且因此项研究，让夏文化的存在成为无可辩驳的史实！
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文明的源头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最初可能，也勾勒出中华文化的最初模样。
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1996年5月16日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9月15日结题），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这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到：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而此次发现正是在解决“足够的文字记载”这个课题，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这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一张南阳答卷。
证实一个时代文化、文明的存在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城市、阶级、文字。在此之前考古发现了夏代的城市、阶级，而此次发现补上了“文字”缺环，对证实夏文化、夏代文化的存在，意义重大。
石破天惊:四件文物发现“夏文字”
八里桥夏代（古缯国）遗址位于方城县南约4公里的潘河西岸，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目前豫西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二里头文化遗存，文化内涵丰富，主要遗物有陶器、石器和兽骨等，器物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至今日，关于它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并未停止。不禁遥想，在这片广阔土地之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神秘往事？特别是在3件陶器和1件卜骨上，发现的四个极为独特又神秘的“刻划符号”，究竟是什么？想要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
曾经参与1994年八里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乔保同和李迎年，还有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蔡运章，从未放弃对这几个神秘字符的“文字”属性的深入研究，并与今年2月得出研究结果：四个“刻划符号”是文字！并形成研究论文：《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形成研究结论：1.方城八里桥古增国遗址的规模宏大，内含丰富，具有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的基本特质。这里发现的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上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内容最丰富、也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
2.特别是，与方城八里桥古增国遗址周期或之前的遗址均尚未发现“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来“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
3.八里桥古增国遗址这4件内容较为丰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从而证明了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综上所述，八里桥古增国遗址文字资料的发现和释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姒姓曾国的历史等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研究指出——
自裴李岗文化以来，乃至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常见刻画一个符号（或文字）的现象。这些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或单字），其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用途和归属相符合，可称之为“物象文字”（亦名“标识文字”）。它是“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
八里桥古缯国遗址出土的2件陶盆残片上，均刻有“曲钩形”符号：一件是残高13厘米的鸡冠耳盆残片，在其腹壁外侧“刻有‘
’形符号”；一件是“一块夹砂黑陶陶片的内壁上刻有‘’形符号”。
“曲”是象形字。甲骨文像一个弯曲的东西，中间有纹饰。金文与甲骨文类似。小篆像能装东西的器物之形。隶变后楷书写作“曲”。“曲”，《说文·曰部》谓“象器曲受物之形。”张志聪集注：“曲者，钩之象。”《玉篇·曲部》：“曲，不直也。”《广雅·释诂一》：“曲，折也。”这说明“曲”字的构形，当如“钩形”曲折的样子。
八里桥发现的这2个“曲钩形”符号，与“实钩形”的构形相同，蔡云章、乔保同和李迎年研究认为，“这两个‘曲钩形’符号，都当是‘曲’字的初文。”
那“曲”字在此处又有何寓意？已知商代金文中的“曲”字，均见于铜爵铭文。铜爵是盛酒的礼器。这些“曲”字当读如“麯”。《周礼·天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郑玄注：“作酒既有米麯之数。”另外，“曲”、甑的含义相通。《说文·瓦部》“甑，甗也”，段玉裁注：“甑，所以炊烝米为饭者。”
“古文甑为烝， 烝，谓烝之使柔。在《说文·木部》里解释‘柔，木曲直也’，有‘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的解释。”李迎年解释说，“‘柔’通作煣。《广韵·宥韵》里‘煣，蒸木使曲也。’因此，‘曲’字可以作为陶甑的象征。也就是说，陶盆残片上的‘曲’字，当是陶甑的标识。”
《世本·氏姓篇》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曲”与甑的含义相通，而“烈”、曾的含义亦相通。《说文·瓦部》“甑，甗也”，段玉裁注：“甑所以炊烝米为饭者。”“烈”，《说文·火部》谓“火猛也。” “‘曲’、‘烈’都有使食物柔软、烂熟的意思，而‘曲’有可能是‘曲烈’的省称。八里桥遗址陶盆残片‘曲’字的发现，不但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始祖号‘曲烈’，而且也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乔保同说。
在一件陶且（祖）的残器上，其腰间有2个“刻划”文字。三人通过仔细观察，认为左侧“刻划”的字与甲骨文“禾”字构形相类，当是“禾”字；右侧的字，当是“人”字。陶且本是男性生殖崇拜的产物。在仰韶文化以来的远古器物里常有发现。“且”同祖。《诗·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颖达疏：“祖者，始也，己之从始也。”《尔雅·释诂上》载：“祖，始也。”《礼记·檀弓下》“君子念始之者也”郑玄注：“始，犹生也。”《庄子·大宗师》“不忘其所始”，成玄英疏：“始，生也。”说明“祖”有始生之义。而“禾”亦有生义。《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孔颖达疏：“苗生既秀谓之禾。”可见“禾人”当是生人的意思，正与陶祖的用途相符合。因此，“禾人”2字当是陶祖的标识，意在说明陶且的名义和用途，应属纪事文字的范畴。
羊肩甲骨卜骨其“下部正中刻有上下两个小字‘’”，均与甲骨文“乙”字的构形相类，为“乙乙”2字’。《史记．律书》载：“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释名·释天》说：“乙，轧也。”《集韵·迄韵》：“乙，象春艸木冤曲，其出乙乙也。”《文选·陆机〈文赋〉》“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难出之貌。”《谷梁传·襄公十九年》“轧辞也”范宁注：“轧，委曲。”“这则卜辞的大意是说，事情进展艰难委曲吗？由此可见，这件卜骨刻辞应是夏代曾国贵族占卜的真实记录。”乔保同说，发现陶盆残片、陶且和卜骨上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内容最为丰富、也是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这4件内容较为丰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性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出遗址正是姒性曾国的始封地，从而证明了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考古发掘：八里桥探寻夏文化
1975年，方城八里桥发现夏代遗址。
1986年，出土象征诸侯王权的石钺。
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联合对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八里桥遗址为一片开阔的农田，因地面上少见到暴露的遗迹和遗物，因此被一砖窑厂在此取土而遭到破坏。1993年秋，时为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的李维明（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受考古学家邹衡指派，在南阳考古调查收集夏商周时期考古材料，观摩了采自方城县16处遗址的先秦的陶器标本，其中采自八里桥遗址的饰箍状堆纹鼎、大口尊、夹砂深腹罐、肩饰贯耳敛口瓮、菌状纽器盖等陶器标本引起了他的注意。陶片标本显示八里桥是一处较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随即与方城县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行前往八里桥遗址进行田野调查。
李维明等人在这里采集到二里头文化陶鼎、深腹罐、大口尊、盆、爵、器盖，石斧、磨光钻孔石铲等，并即时清理了一座正遭取土破坏的二里头文化灰坑。对其中的81块陶片统计显示，多为泥质，次为夹砂陶；多见灰色、黑色，有部分褐色陶；纹饰多见绳纹、附加堆纹，有少量旋纹、鸡冠板；器类有罐、大口尊、鼎、盆、豆、刻槽盆。随后，方城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又在该遗址采集到一件磨制精良的穿孔石钺、绿松石珠。陶爵、石钺、磨光石铲、绿松石珠这些具有礼器性质的遗物显示八里桥遗址不是普通的小聚落，应是区域中心聚落。
八里桥遗址由于位居连接中原与南阳盆地的要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维明随即向南阳文物部门汇报了此次考古调查情况，一致决定对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1994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文物保护所、南阳文物研究所对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百余平方米，清理灰坑14座，出土有石器、陶器等一批重要遗物。乔保同和李迎年都是当年这一重大考古发掘的参与者。
在《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及《中国文物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有如是记载：此次发掘出土遗物中，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另有夹砂黑陶红褐陶及部分泥质陶，制法为轮制、手制。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其次为附加堆纹、弦纹、云雷纹等，尤其重要的是在一陶片内壁发现有刻划符号，而在另一采集的陶器上有疑似“文字”的发现。器形主要有大口尊、夹砂罐、鼎、豆、花边罐、爵、器盖等。石器中有大量石斧及砺石，另外方城县博物馆曾在八里桥遗址采集到一件异常精美的石钺。从整体看，其文化特征与中原二里头类型文化三、四期相似。八里桥遗址，其文化内涵非常单纯，但其遗物遗迹却十分丰富，这为豫西南地区夏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材料。
八里桥遗址：缯国始封君曲烈封地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曾姓的祖根地在哪？这一直是曾姓后裔们孜孜不息的寻根情结。八里桥遗址丰富又单纯的遗物遗迹却为豫西南地区夏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材料，也揭开了古缯国神秘的面纱。
2010年，李迎年发表《从方城八里桥夏商遗址看曲烈的封地——曾地》一文，具体将八里桥遗址和夏代曾地联系起来。
“现在遗址的钻探结果表明，八里桥遗址出土实物是夏商时期遗物，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文化内涵单一，但是内容却相当丰富。这种面积特别巨大的夏商遗址显然不是一般的行政区划，属于封国一类，而在八里桥遗址钻探考古和发掘中并未发现夏之前任何遗迹，如此丰富且成熟的遗迹遗物显然不是本地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应为外移文化。这正好与曲烈受封于曾的史实十分吻合。”李迎年说，特别是八里桥遗址中出土的卜骨、带有刻划符号的陶器、石钺带穿石斧、玉斧、圆柱形祭祀陶器座和白陶爵等规格高、工艺精美的文物，绝非一般身份地位的人可以享用。其遗物所表现的先进文化特性，是一般夏商遗址中所没有的。如石钺，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同时，也是原始部落中酋长或首领权力的标志物，在中国古代是王权的象征，王权有来源军事酋长统帅之权的一面，因此后来逐渐成为权力的象征，纵观方城的历史，在夏代没有人有这么高级别的记载，遗址的最早主人是曲烈。
在李迎年看来，八里桥遗址地理位置特殊，战略价值极高。少康中兴之后，封次子于曾地是拱卫王畿之地，另一方面，也要有控制边疆之便。偃师和方城相距不远，曲烈受封于此，一则可以应对王畿之地的突发事件，同时，此地又扼守伏牛山头和桐柏山尾，以控制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及时掌控南方各地。八里桥遗址完全可以发挥以上双重作用，因此，它与曲烈封地应有的战略价值高度吻合，应就是曲烈受封之地。
另外最关键的是，八里桥出土器物与偃师二里头文化联系密切。1994年的发掘简报中所指出的八里桥遗址总体文化特征上与偃师二里头三期、四期面貌相符合，应是受偃师二里头文化影响，并从中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与曲烈受封，受偃师地区夏代文化影响较大有直接关系。出土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李迎年说，再者从考古分期看，也与缯国时代相吻合，就整体而言，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夏王朝自禹开始，至桀灭亡，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其间，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传位长子予，予已是夏代第七位国君，次子曲烈封于缯，其封地所反映的文化时代应为夏中、晚期，方城八里桥出土器物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特征与曲烈所处时代相当。另外，少康之前，由于后羿、寒浞之乱，生产力遭到破坏，反映到夏代文化中必然以分‘期’为明显标志，由此推断，第七代夏王予所处的时代文化遗存应定为偃师二里头三期。
缯为夏代的方国，曲烈是缯国的始封国君，而方城地理位置优越，“南襟湘汉，北引河洛，东挟江淮，西胁武关”，为中原战略要地。八里桥夏商遗址，地处平原，物产丰富，水源充沛，士地肥沃，适宜桑麻生产，多产丝麻织品“缯”，符合建国条件。
在方城境内，除八里桥遗址之外，还有楚长城大关口——缯关遗址，遗址位于方城县独树镇北，距县城30公里。这里两山夹峙，形成隘道，故称“大关口”。1997年7月1日，中国长城学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共同发行“万里长城百关纪念封”—“缯关”邮票一封，即此地。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八里桥夏代遗址(古缯国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地、缯(酆)国关、曾姓，各地出土的精美的曾国文物，引起后人无限想。从曾的封地起，到古曾国灭亡，风雨沧桑 1500多年，在中国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氏祖根地：曾氏源起方城寻根
远古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南边境以秦岭余脉伏牛、桐柏为天然分界，桐柏北麓与伏牛山东麓之间形成的天然隘口，成为古代中原与西南地区的要塞。《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于羽山，以变东夷。”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之时，三苗原居于河南西南部江淮和荆州之域，因三苗“数为乱”，舜征讨三苗巡狩南方归来，“请迁三苗，以变西戎”。今方城东北垭口一带已为必经之地。其后，舜命大禹治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与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榉，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对今河南西南部方城垭口地带山川形势进行过考察，并在方城垭口之间修筑了沟通中原与西南地区的陆路交通要道－“夏路”，伏牛与桐柏两山之间天然构成的垭口关隘，已成为夏王朝护卫王畿的军事要隘。再后，少康中兴，分封诸侯，把守四隘。南方为三苗居地，尧迁三苗于三危后，此处夏域仍为防范的重要区域之一，少康派遣自己最信任的人来镇守，聪慧的曲烈便是最合适的人选。《世本》、《元和姓纂》及《姓氏考略》等史籍均有少康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曲烈（烈曲）封为侯爵而且世代相袭为缯侯的记载。
曲烈封缯以后，在始封地发明了蒸器“甑”、捕鱼器“罾”、射击器“矰”，同时也发明了缫丝技术丝织品“缯”，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对周边地区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于是，“甑”、“罾”、“增”、“缯”便因生产技术先进成为这个善于发明创造的诸侯国族群的“品牌”代称而闻名于世。同时，缯国扼守“夏路”古道建国，在境内东北一带形势险要处关戍守，充分发挥了缯国守护南方夏域门户之重要作用，为华夏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0年4月，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博物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的10余位专家学者对方城境内的古缯国、古缯关遗址实地考察；围绕方城与曾姓和缯国的关系这一主题，对缯国初封于何时何地、少康之子曲烈封缯的背景、缯国的迁徙与发展、历史上南阳一带缯国的族姓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专家从历史文献、遗存遗址、考古等方面，提出了中华曾姓祖根地在方城的证据，一致认定历史文献上关于古缯国的记载是可靠的，曾姓祖根地在方城证据齐全，论证严谨，具有惟一性。方城县为古缯国遗址和中华曾氏祖根地，这一结论得到海内外曾氏宗亲的广泛认同。曾氏宗亲联合总会会长曾宪梓先生亲手题写“中华曾氏祖根地”牌匾授予方城县。（新县）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德奎决定投资建设古缯国文化苑。
随着“中华曾氏祖根地”、“古缯国遗址”纪念碑的红绸掀起，“中华曾氏祖根地在方城”这一历史命题尘埃落定。2010年11月，涉及“中华曾氏祖根地在方城”这一历史命题的研究内容和一些珍贵文献资料汇集成册——《中华曾氏祖根地》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时任方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白振国主编，熊君祥、华云杰为副主编。
2011年，古缯国文化苑项目在方城八里桥奠基，规划2000余亩地、引资10亿元，由方城县和河南省曾氏文化研究会、（新县）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古缯国遗址，来自台湾、香港地区和大陆各省市的曾氏宗亲代表为祖根地敬献培根土。通过古缯国文化苑项目建设，打造方城县最大的会客厅和招商平台，吸引全球更多曾氏族人到方城朝拜圣地，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大发展。
2014年12月，中华曾氏拜祖大典在方城古缯国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千名曾氏宗亲前来祭拜曾姓始祖——曲烈。与此同时，首届“古缯国文化和中华曾姓源流研讨会”在方城召开，研讨会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主办，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曾姓委员会承办。来自国家博物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北师大、苏州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曾姓、张姓、王姓、孔姓等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机构代表共计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围绕古缯国与曾姓起源、曾姓名人与曾姓文化、根亲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达成共识——“曾”，古代又作“缯”，其得姓方式系以国为姓，而最早的缯国在今河南方城，所以方城是中华曾姓的祖根地。
砥砺前行：探华夏文明原史之光
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揭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创新转化成果，服务时代需求。
国家文物局也在2020年11月25日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决定将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整体框架下，围绕夏文化与夏代史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等重大历史问题，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文字在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白振国以及南阳地方学者，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创新与严谨，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地名地望、方言俚语、风俗习惯、文献记载、天文星象、考古发掘中综合研判，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学术思想：“岩石文”是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岩石文”→泥陶文→甲骨文，构成了华夏文字的发展、演变体系。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岩石文”在南阳、在方城大量存在。方城境内13个乡镇发现“岩石文”2000余处，内容涉及祭祀活动、星象天文、生殖崇拜、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南召猿人的发现者张维华老先生曾推断，方城岩画可能是夏朝人留下的遗迹，圆盘状岩画是古缯国时期祭祀的遗迹。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民族,靠的就是悠久的历史文明。如果我们不了解、不研究中国古代的文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无法深理解。”虽然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传承不断的人类文明，虽然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破解华夏文化与华夏民族的确切来源，为我们民族与文化找到来时的路，但此次发现足以证明夏文字的存在。方城八里桥遗址研究工作的持续与成果，不仅是夏文华探索的一个学识上的重要记载，而且也是具体落实习总书记中央号召的一个具体举措。
五千年文明沃土，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活水源头，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力量源泉。追寻历史的脚步,探寻历史的时光。无论是“不见冢”考古“天子驾六”横空出世，还是“南阳发现中国最早的天文台”这一岩石文研究重大成果，还是方城八里桥遗址“夏文字”的发现与释读，解开华夏文明起源发展的奥秘，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
（修订稿）
蔡运章 乔保同 李迎年
二里头文化是否发现纪事文字？夏代是否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姒姓曾国始封地在今河南方城县，能否得到考古学的有力证明？这些都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方城县八里桥遗址器物上发现的“刻划符号”和卜骨文字［1］，对研究夏代文字以及姒姓曾国始封地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八里桥遗址与姒姓曾国
八里桥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被认为是“中华曾氏族根地”［2］。姒姓曾国是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国族。八里桥遗址和姒姓曾国有铭铜器的重要发现，为研究曾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一）方城八里桥遗址的重要发现
八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方城县南约4公里的潘河西岸，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1994年，考古工作者对这处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该遗址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主要遗物有陶器、石器和兽骨等。特别是在3件陶器和1件卜骨上，都发现有“刻划符号”。这些器物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3］。
该遗址具有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重要地位，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迎年《从方城八里桥夏商遗址看曲烈的封地》一文，将八里桥遗址与夏代曾国相联系，得到学术界的赞同。目前，学术界和曾氏宗亲联合总会已认定河南方城为“中华曾氏祖根地”［4］。
（二）姒姓曾国本是夏王少康少子的封国
姒姓曾国的分封。“曾”或书作“缯”“鄫”。《国语．周语中》载：“杞、繒由太姒”韦昭注：“杞、缯二国姒姓，夏禹之后、太姒之家也。”《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鄫犹在”韦昭注：“杞、鄫二国，夏后也。”《世本．氏姓篇》说：“鄫，鄫氏，分封用国为氏，鲁有鄫鼓氏。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秦嘉谟辑补本）。这说姒姓鄫国本是少康少子曲烈的封国。
西周末年，繒人、申人联合西戎攻伐周幽王。《国语．晋语一》载：“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韦昭注：“申，姜姓之国，平王母家也。鄫，姒姓，禹后也。鄫及西戎素与申国婚姻同好。”《史记．周本纪》说：“申人怒，与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索隐》：“繒，国名，夏同姓。”“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区东北部，“缯”与申国为邻。《左传．哀公四年》载：楚人“致方城之外于繒关。”杨伯峻注：“据江永《考实》，繒关在今河南方城县。”这说明姒姓封国本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南部。
春秋中期，鄫国已东迁到今山东境内。《春秋．僖公十四年》载：“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杨伯峻注：“鄫，国名，姒姓。故城在今山东省峄县东八里。”公元前567年，“莒人灭鄫”（《左传．襄公六年》）。鄫国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北。孔子著名弟子曾参，就是姒姓曾国的后裔。
（三）姒姓曾国铜器的重要发现
周代有姒鄫国和姬姓曾国的不同。传世和考古发现的曾国铜器，数量颇多。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便是姬曾国的遗物［5］。1964年，上海博物馆从湖北征集到的曾子斿铜鼎铭文说：
曾子斿择其吉金用铸舃彝，惠于剌（烈）曲，卣辟下保，臧敔集【功】，百民是奠（图一）。
1966年，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鼎、铺、方壶诸器（《集成》02423、《集成》04673、《集成》09628），均属春秋早期，当是同一人铸作的礼
图一：曾子斿铜鼎铭文拓本（《集成》02757）
器。曾子斿铜鼎铭中的“剌”，通作烈。马承源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指出：“烈曲”即姒姓曾国始祖“曲烈”的倒文［6］，其说甚是。因此，这里的“烈曲”指的就是姒姓曾国始封国君“曲烈”而言。
二、八里桥陶盆残片“刻划符号”释读
八里桥遗址出土的2件陶盆残片上，均刻有“曲钩形”符号。这些重要发现，为探讨八里桥遗址的族属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陶盆残片“曲钩形”符号的释读
这2件陶片上均刻划有“曲钩形”符号：一件是残高13厘米的鸡冠耳盆残片，在其腹壁外侧“刻有‘’形符号”（图二）。一件是H6出土“一块夹砂黑陶陶片的内壁上刻有‘’形符号”（图三）。这2个“曲钩形”符号，原报告未作释读。
如何解读这种“曲钩形”符号？李维明先生指出：马承源先生将“春秋早期曾子斿鼎，铭文中出现的刺曲释为曲烈之倒文，将铭文曲折笔画与《说文解字》所言曲折状联系的思路，对解读八里桥遗址出土字形呈曲折线陶文具有启示意义”［7］。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曲钩形”符号，都当是“曲”字的初文。
图二：1鸡冠耳盆残片照片 图二：2 鸡冠耳盆残片文字拓本
图三：1 H6陶器残片照片： 图三：2 H6陶器残片文字拓本
“曲”，《说文．曰部》谓“象器曲受物之形。”《说文．句部》：“钩，曲也。”《素问．平人气象论》“其中微曲曰心病”张志聪集注：“曲者，钩之象。”《淮南子．主术训》“而旋曲中规”高诱注：“曲，屈。”《玉篇．曲部》：“曲，不直也。”《广雅．释诂一》：“曲，折也。”这说明“曲”字的构形，当如“钩形”曲折的样子。
于省吾先生《释曲》指出：
甲骨文有字（京都二八六），辞已残，甲骨文编入于附录。按即曲字的古文，商器曲父丁鼎作，其框内文饰之划有繁有简。汉无极山碑的“窈窕曲隈”，以为曲，而框内已省去文饰。说文：“，象器受物之形也。或说曲，蚕薄也。，古文曲。”按乃后起字，乃之讹［8］。
这里已指出“曲”字构形演变的大体脉络，为学者所遵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曲父丁鼎”，当是曲父丁爵（《集成》8501）之误。
每个汉字的构形，都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兹将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竹简、汉魏碑刻和《说文》古文中“曲”字的构形，依其演变过程，大体分为四种形态。略作说明如下：
一型： 丁曲爵（图四：1）
二型： 曲父丁爵①（图四：2） 郭店六德简 包山楚简
汉无极山碑 魏苏君神道碑 《说文》古文
三型： 《合》1022 曲父丁爵②（图四：3） 曾子斿鼎
四型： 云梦秦简 《说文》篆文
上引第一型呈实钩形，见于商代晚期的丁曲爵（《集成》8278）。此器铭文中上一字当是“丁”字；下面的“实钩形”字，当是“曲”字的最初形态。第二型呈虚笔中空狀，仅刻划出“钩形”的周沿，见于商代晚期的曲父丁爵①（《集成》8502）、战国时期的郭店六德简、包山楚简［9］、汉无极山碑［10］、魏苏君神道碑［11］和《说文》古文。这种字体是由实笔演变为虚笔中空的例子，在古文字中屡见不鲜，例如王、吉、丁、步、山、咸等字［12］。第三型呈虚笔带缀
图四：1 丁曲爵铭文 图四：2 曲父丁爵①铭文 图四：3 曲父丁爵②铭文
饰状，是在虚笔中添加点缀，见于殷墟甲骨文（《合集》1022）、商代晚期的曲父丁爵②（《集成》8501）诸器，意在增加文字的美感，例如周、每、诲、熏等字［13］。第四型呈虚笔湾曲带缀饰状，乃是云梦秦简和《说文》篆文中常见“曲”字小篆体的形状。八里桥发现的这2个“曲钩形”符号，与丁曲爵“曲”字“实钩形”的构形相同，乃是“曲”字的最初形态。由此可见“曲”字发展演变的大体历程。
目前所见商代金文中的“曲”字，均见于铜爵铭文。铜爵是盛酒的礼器。这些“曲”字当读如“麯”。《周礼．天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郑玄注：“作酒既有米麯之数。”《资治通鉴．后梁纪二》“饲以麯麫而烹之”胡三省注：“麯，酒母也。”“麯”，指曲酒。可见这些铜爵上的“曲”字，当指曲酒而言，恰与铜爵的用途相符合。《史记．律书》载：“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释名．释天》说：“丁，壮也。”《白虎通义．五行》说：“丁者，强也。”因此，丁曲爵铭的“丁曲（麯）”，当指烈度颇高的美酒而言。曲父丁爵铭文中的“曲（麯），父丁”，是说为名叫丁的父辈铸作盛酒的礼器之义。
（二）陶盆残片“曲”字的寓义
许填《说文解字．序》说：“文者，物象之本。”《世本．作篇》“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这说明我国远古器物上刻画的“图象”，应是其载体的基本象征。
我国古代自裴李岗文化以来，乃至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常见刻画一个符号（或文字）的现象。这些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或单字），其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用途和归属相符合，可称之为“物象文字”（亦名“标识文字”）。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14］。
陶甑是蒸食物的炊器，下部为鼎、上部常用底部有镂孔的陶盆合体而成。这种炊器在仰韶文化以来的器物里，屡见不鲜。八里桥发现的陶甑为“在盆或罐底部镂圆形气空而成。H7：22，夹砂黑陶，平折沿方唇，口沿下饰三道弦纹和一对鸡冠耳，斜弧腹上饰6号绳纹，平底上有直径1．2厘米的箅孔（H7：23）。”［15］。因此，这2件刻有“曲”字的陶片，可能都是陶甑上体陶盆的残片。
“曲”、甑的含义相通。《说文．瓦部》“甑，甗也”段玉裁注：“甑，所以炊烝米为饭者。”《周礼．考工记》“陶人为甗”孙诒让正义：“甗、甑皆炊饪之器。”《方言》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甗”钱绎笺疏：“甑之言蒸也，蒸饭之器也。底有穿，必以竹席蔽之，米乃不漏。”蒸，通作烝。《广雅．释诂一》“蒸，美也”王念孙疏证：“烝，与蒸通。”《说文．火部》段玉裁注：“烝，经典多假蒸为之。”《仪礼．少牢馈食礼》郑玄注：“古文甑为烝。”是“烝”通作甑。《荀子．性恶》“故枸木必将待檃括烝矯然后直”杨倞注：“烝，谓烝之使柔。”《说文．木部》“柔，木曲直也”段玉裁注：“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柔”，通作煣。《说文．火部》：“煣，屈申木也。”《广韵．宥韵》：“煣，蒸木使曲也。”是其佐证。因此，“曲”字可以作为陶甑的象征。也就是说，陶盆残片上的“曲”字，当是陶甑的标识。
“曲”与盆的用途相符合。古人常用陶盆来击奏乐曲。《说文．皿部》说：“盆，盎也。”《尔雅．释器》“盎谓之缶”郭璞注：“缶，盆也。”《诗．陈风．宛丘》“可以击缶”孔颖达疏：“缶，瓦器，可以节乐，若今之击瓯，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庄子．至乐》“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成玄英疏：“盆，瓦缶也。”这些都是陶盆可以击奏乐曲的例证。《说文．曰部》“曲”段玉裁注：“乐章为曲，谓音弯曲而成章也。”《国语．周语上》“瞽献曲”韦昭注：“曲，乐曲也。”这说明“曲”字也可以作为陶盆的标识。
（三）陶盆残片“曲”字与姒姓曾国
《世本．氏姓篇》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曲烈”，曾侯仲子斿父鼎铭作“烈曲”。这说明“曲烈”应是姒姓曾国始祖的名号。
“曾”，《说文．八部》谓“词之舒也。”《楚辞．九歌．东君》“翾飞兮翠曾”王逸注：“曾，举也。”《说文．会部》说：“曾，益也。”是“曾”有宽舒、高举、增益诸义。因此，“曾”当是似姓曾国始祖的本名。
“曲烈”与“曾”的含义相联锦。“曾”、烝义通。《诗．豳风．东山》“烝在桑野”马瑞辰传笺通释：“烝，为曾之借字。”是其佐证。因“曲”与甑的含义相通，而“烈”、曾的含义亦相通。《说文．瓦部》“甑，甗也”段玉裁注：“甑所以炊烝米为饭者。”“烈”，《说文．火部》谓“火猛也。”《诗．大雅．生民》“载燔载烈”郑玄笺：“烈之言烂也。”《诗．郑风．大叔于田》“火烈具举”孔颖达疏：“烂熟谓之烈。”这说明“曲”、“烈”都有使食物柔软、烂熟的意思，而“曲”有可能是“曲烈”的省称。因此，姒姓曾国的始祖本名为“曾”，而“曲烈”则是其字号。犹如“帝尧者，放勋”（《史记．五帝本纪》）、“夏禹，名曰文命”、“帝履癸立，是为桀”（《史记．夏本纪》）。这些帝王均为一名一字，可资佐证。
由此可见，八里桥遗址陶盆残片“曲”字的发现，不但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始祖号“曲烈”，而且也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八里桥陶祖“刻划”文字释读
八里桥遗址编为94FB0：2号陶器，呈不规则圆柱状，下部略粗，手工揑制，为泥质夹砂灰陶，外涂泥浆，顶端中间有一长方形孔，下部有残缺。残高9．5厘米、直经5．5～6厘米（图四：1）。在其腰间有2个“刻划”文字（图四：2）。该器原报告名为“残陶器”，从其形状判断，可能是陶且（祖）的残器。
李维明先生将这则陶文释为“王人”2字［16］。我们仔细观察，这件陶且腰间左侧“刻划”的字与甲骨文“禾”字构形相类［17］，当是“禾”字。右侧的字，如李维明先生所释，当是“人”字。因此，这件陶且上“刻划”的当是“禾人”2字。
陶且本是男性生殖崇拜的产物。在仰韶文化以来的远古器物里常有发现。“且”同祖。《诗．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颖达疏：“祖者，始也，己之从始也。”《尔雅．释诂上》载：“祖，始也。”《礼记．檀弓下》“君子念始之者也”郑玄注：“始，犹生也。”《庄子．大宗师》“不忘其所始”成玄英疏：“始，生也。”这说明“祖”有始生之义。
“禾”亦有生义。《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孔颖达疏：“苗生既秀谓之禾。”《公羊传．庄公七年》“而后言无苗”何休注：“生曰苗，秀曰禾。”《淮南子．地形训》“禾春生秋死”高诱注：“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可见“禾人”当是生人的意思，正与陶祖的用途相符合。因此，“禾人”2字当是陶祖的标识。
图四：1 残陶祖照片 图四：2残陶祖文字摹本
“禾”与“曾”、“曲”的含义相通。如前所述，曾、曲、柔的含义相通。《诗．小雅．采薇》“薇亦柔止”毛传：“柔，始生也。”《素问．生气通大论》“柔则养筋”司马光集注：“柔者，少阳初生之气也。”《尚书．皐陶谟》“柔而立”郑玄注：“柔，谓性行柔和。”《诗．周颂．丝衣》“旨酒思柔”朱熹集注：“柔，和也。”是“柔”有“始生”、“柔和”之义。
“禾”，通作和。《尚书．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孔颖达疏：“禾者，和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外齐以禾，必不合齐、秦以谋燕”蔡运章注“‘禾’，同和，联合”［18］。战国子禾子铜釜铭中的“子禾子”，郭沬若、张政烺皆以为“‘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之称”［19］。皆是其证。《礼记．礼运》“以和夫妇”孔颖达疏：“夫妇异姓，故言和，谓亲迎合巹之事。”《庄子．寓言》“和以天倪”成玄英疏：“和，合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两者不和”王冰注：“和，谓和合。”夫妇和合而生子女。是“禾”亦有“生长”、“和合”之义。
由此可见，“禾人”当是陶且的标识，意在说明陶且的名义和用途，应属纪事文字的范畴。
四、八里桥卜骨文字释读
八里桥遗址发现的1件羊肩甲骨卜骨，未经修治。残长15．3厘米，最宽处6．3厘米（图五：1）。在其“下部正中刻有上下两个小字‘’”（图五：2）［20］。
图四：1羊肩甲骨照片 图四：2羊肩甲骨文字拓本
李维明先生认为：“羊肩胛骨上出现上下两字，似为‘乙乙’。《说文解字》14下乙部有‘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不知这一甲骨刻辞内容是否与气象有关？”［21］。这则卜骨刻辞上下两字，均与甲骨文“乙”字的构形相类［22］，确为“乙乙”2字。
那么，卜辞“乙乙”的含义是什么？《史记．律书》载：“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释名．释天》说：“乙，轧也。”《集韵．迄韵》：“乙，象春艸木冤曲，其出乙乙也。”《文选．陆机〈文赋〉》“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难出之貌。”《谷梁传．襄公十九年》“轧辞也”范宁注：“轧，委曲。”因此，这则卜辞的大意是说，事情进展艰难委曲吗？
由此可见，这件卜骨刻辞应是夏代曾国贵族占卜的真实记录。
五、结语
1.方城八里桥古增国遗址的规模宏大，内含丰富，具有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的基本特质。这里发现的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上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内容最丰富、也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
2.特别是，与方城八里桥古增国遗址周期或之前的遗址均尚未发现“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来“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
3.八里桥古增国遗址这4件内容较为丰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从而证明了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综上所述，八里桥古增国遗址文字资料的发现和释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姒姓曾国的历史等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综上所述，八里桥遗址文字资料的发现和释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姒姓曾国的历史等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说明：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南阳市文化与旅遊局原局长白振国，赵振华、李维明、严辉等先生的大力邦助，特致谢忱！
2021年2月1日初稿
2021年2月10日修订
注 释：
［1］［3］［15］［20］乔保同：《南阳发掘方城八里桥遗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26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2］［4］李迎年：《从方城八里桥夏商遗址看曲烈的封地》，《寻根》2010年第1期。白振国主编：《中华曾氏族根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5］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6］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二卷，文物出版社，1980年。
［7］［16］［21］李维明：《重访八里桥――“中华曾姓祖根地在方城”认定会后记》，白振国主编：《中华曾氏族根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8］［10］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13页，中华书局，1979年。
［9］高明、涂白奎编著：《古文字类编》（增订本）第1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1］徐无闻：《甲金篆隶大字典》第88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
［12］容庚编著：《金文编》（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第32、33、70、140
页，中华书局，1985年。《甲骨文编》第15、42、549页，中华书局，1982年。
［14］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4期。蔡运章：《大汶口陶罍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7］［22］《甲骨文编》第308、546页，中华书局，1982年。
［18］蔡运章：《苏子辑校注释》第1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9］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第550页，中华书局，2008年。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第984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24］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吳学研究专集》，1992年。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第284～2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26］许宏：《学术史视觉下的二里头“商都说”与“夏都说”》，《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20日第6版。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李维明：《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发现与研究》，《中国文物报》2019年10月11日第6版。蔡运章：《黄寨牛骨刻辞与夏代田猎记录》，待刊稿。
本文作者：蔡运章，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乔保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研究员。李迎年，方城县文物局局长。